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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六期
出版日期： 2016-12
中國詩歌中的自然（山水、風物）擬人化已見於《詩經》，可謂歷史悠久。其中，宋代是自然擬人化取得跨越性發展的時代。就宋詩的自然擬人化而言，最重要的詩人應是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楊萬里。本文主要結合「詩眼」、「詩債」等宋代詩學中的獨特概念，對蘇軾和楊萬里詩歌中自然擬人化的表現樣態加以探討，進而闡明他們的自然認識及詩學認識的特質。
本文通過對晚清民國時期「自題小照」寫作的研究，描繪視覺影像與中國本土抒情傳統的對峙共謀、相融相長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由此而激發出的新的美學意涵。以晚清民國文人詩集（如譚嗣同、康有為、沈曾植、嚴復、秋瑾等）和20世紀前二十年圖文並刊的大眾雜誌為立論基礎，本文關注如下議題：現代文化人在詩中，如何銘刻這一觀照自我的抒情的瞬間？自題小照，作為歷史久遠的文體，它典律化的抒情與倫理的機制在現代的語境中如何運作？詩人如何理解客觀化的、過去的、多重的自我影像？女性詩人在凝望自我的過程中，如何對傳統性別化的想像進行反撥？這些個人肖像照與題照詩的互動背後的心理與哲學的思辨，亦為我們提供了考察中西視覺文化的相同相異的絕佳場域。
在劉鶚的《老殘遊記》以前，白話小說中不重寫景，或多襲用詩詞套語。《老殘遊記》以散體聚焦景物描寫，而此一與過去小說不同的寫景方式也標誌著小說寫景語言形式的轉變。本文即試圖將《老殘遊記》中散體寫景技術的出現，置於晚清世界知識網絡的交匯以及知識分子對傳統及當代學術的實踐與反省的脈絡中，以重新理解《老殘遊記》景物書寫的意義。劉鶚在《老殘遊記》中的景物描寫是被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河川工程學、光學、天文學以及佛學等知識範疇所形塑。劉鶚拋棄章回小說慣用的詩詞駢文套語而改以細膩的散體寫景，其牽涉的不只是修辭美學或文字技巧的突破，同時也意謂著對於自然景物認識方式的重大轉折，以及傳統儒學在劉鶚所處的晚清知識網絡中的位置的重新思考。
1936年以邵洵美與胡適、梁實秋為主進行了一場「明白／晦澀」的詩論爭，而「明白」與「晦澀」的對立，不僅僅是詩本身的問題，更是語言的問題，是如何重新搭建漢語內在的語言形式的問題。本文認為《嘗試集》之後的第二代新詩人，面對初期新詩在講求文法與大眾化效應之下的的淺白簡陋，正嘗試在英語「文法」以及漢語「語序」這兩股拉力之間，透過活軟的「章句」、人化的「肌理」，來生成「詩意象」，並形塑漢語詩的「現代詩形」。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香港和廣州作為主要詩歌生活空間的鷗外鷗（1911-1995；英文筆名Outer Out），是當時一位既革命、又前衛的重要詩人；然而他的作品卻長時間於現代文學史失踪。直到八十年代他重臨香港，與當地文學界重新相認，香港文學史研究者對其作品的前衛風格驚艷讚嘆。本文重讀鷗外鷗的早期作品，分析其卓爾不凡、不入時流之處：他的詩風相對當時詩壇的「現代派」如戴望舒等，更加入世，主張介入社會現實，反對含蓄典雅的寫作手法；另一方面，他以感官經驗作為觀察現實的切入點，手法大膽新穎，與其時的社會現實主義的「大眾化」詩潮又不相同。因此備受當時的評論家冷落。然而，本文認為鷗外鷗與其作品，正因為與主流詩學不同取向，更應受到文學史家的重視。
荀子對於漢代經學的傳承有著關鍵地位，這是歷來學者所闡述與認同的論點。然而，考究文獻歷史，可以發現荀子傳經的論述，大抵至清代才被大書特書，在此之前多為零星片段。這點可從歷來對於荀子傳經的論述中探得嫁接與拼湊的痕跡。基本上，荀子之時「經學」尚未形成，甚至亦無「五經」、「六經」的概念，不能以經學時代的後見之明而賦予荀子傳經之功。又荀子以「經典」為教材和「荀子傳經」是兩回事，亦不可混為一談。應該明確區分先秦與兩漢的兩種學術型態：「儒學中有經典」與「經學中有儒學」。荀子做為通儒，不會有「經學時代」專於一經的師法系統之傳承關係。「子學時代」的通儒以生命的學問為核心，而「經學時代」的經生 則以經典為核心，二者的態度截然不同，不能以後世的眼光去論述荀子與經典的關係。因此，「荀子傳經」之論大抵可能是清儒對於「宋學」的反動，利用荀子填補漢代道統的空缺，以建構「漢學」的權威與正當性。
程朱理學自宋代發端後，成為儒學義理進程的重要一環，承繼者在其流衍的過程中面對各個學派的挑戰、政治社會的衝擊時，重新檢視、估量義理內涵並進行調整或轉化，去肆應不同的議題以延長其生命力。清道咸時期被後世學者稱為「理學復興」時期，即使看來似乎缺少了典範的創新性，但卻產生過積極的社會作用與歷史影響。本文考察理學家方宗誠賡續族兄─反乾嘉漢學大將方東樹尊崇程朱道統之際，面對國勢鉅變、社會動盪等紛擾的衝擊，在當時社會講求致用思潮下對程朱理學的轉化，建構以經世為核心思想的新型態理學。論究的面向有三：首先，方宗誠淡化了超越層面「心性體證」的體用之學，將形上的體用之學轉化為「盡倫盡物」的實存關懷；其次，在體用之學的差異下，對於聖賢圖象的形塑，亦由彰顯先驗而內在本質的「體道人格」轉化為講求落實於經驗世界中的「德性踐履」；再者，相較於方東樹對心學、漢學的嚴厲批判和辯駁以捍衛朱子的道統地位，方宗誠則轉而以實用、濟世的角度予以兼容於自身所建構的理學體系之中。依此，道咸時期的理學已轉化為重視經世價值，強調具體道德踐履以朗現政教秩序之特質，實蘊涵其時代意義。
鄭用錫（1788-1858），清代臺灣重量級詩人，其人其詩影響北臺文學發展甚深。過去評價鄭用錫的詩歌特色，大抵不脫「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然而就現存的稿本來看，鄭用錫沒有提及自己師法何人，包括宋儒邵雍與《擊壤集》，也沒有主動表明自己宗法宋詩。本文從兩面向重探鄭用錫詩歌特色：一是重新梳理「體近擊壤」與「宋詩特色」的評價歷程，說明何以未曾師法邵雍的鄭用錫，卻與邵雍《擊壤集》緊緊相連。二是從鄭用錫眼中的典範詩人陶淵明出發，重新瞭解鄭用錫作詩與賞詩的標準何在，以凸顯其詩歌中透顯的自然與真趣。過去論及鄭用錫詩歌，多集中在第一個面向，而忽略第二個面向，故本文重探鄭用錫詩歌特色，期能豁顯鄭用錫詩歌在「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既定評價外，還有自然、平淡、真趣的特質，而這或許是更貼近詩人本身的審美追求。
所謂「九葉詩派」，是指1940年代在《中國新詩》上發表作品的九位重要詩人，標誌著當時新詩藝術的高峰。他們崇尚現代主義，跟寫實主義的主流相悖。因為政治因素，在50至70年代消失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及至1981年其《九葉集》面世大受歡迎，才被學術界重新發現。九葉詩人當中，袁可嘉是最具洞察力的評論家，他借鑒英美文學理論和中西現代派詩歌實踐，發展出一套可跟左翼評論家針鋒相對的論述，又能落實到具體的文本分析，透視穆旦等九葉詩人的詩藝特質，成為九葉派詩論的代言人。他強調詩的本質以對抗政治至上的文藝大眾化思潮，提倡用間接、迂迴的手法來呈現複雜的現代生活經驗，推動理性與情感結合的「感性革命」，這些理論正好矯正了新詩散文化和大眾化帶來的弊端。本文擬對袁可嘉的詩論作整體性分析，解釋當中各主要元素之間的關係。全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審視他對新詩藝術本質的論述，然後討論他如何受西方現代主義啟發，在反對「人民的文學」過程中建立一種強調複雜性和協調包容的民主思想。第二部分闡釋他提倡綜合「象徵、玄學與現實」的新詩傳統，探索背後有何論據和預設。最後從他論新詩「戲劇化」的技術層次開展探討，進而深入其詩學的核心，指出當中包含著自由主義政治觀，跟其民主文化論述互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