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画人：杨明璋

AI 模型的出现，让原本传播速度、复制能力已非印刷传播可匹敌的探索式数码网络，迈向生成式的时代。再往前回溯到凡事只能依赖笔、墨、纸、砚才得以被纪录、传播，雕版印刷的出现已然为当时的文化传播带来相当大的便利。纸张到东晋才取代简牍，文化传播正式进入纸写本的时代，而雕版印刷在唐代虽已有，但大规模板印书籍则要到五代，尤其是历事五朝十一帝的冯道，在后唐明宗时奏请刻印九经颁行天下之后，刻本的发展始凌驾于写本之上。换言之，自东晋到五代宋初的中土，文明的纪录、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靠纸写本，此一时代断限即所谓的（纸）写本时代。

亲身经历此番文化传播技术大转变的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就提到：「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馀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他对纸张、刻印技术的出现，让读书人取得书籍简便许多，表示欢迎，同时也难掩他忧心，这和我们面对当前生成式AI 模型发展的忧喜参半心情是一致的。

纵然到宋代，文化传播的主流已是刻本，但宋人对写本的珍视与投入仍未减，如宋代徐度《却扫编》卷下就提到王洙之子王仲至：「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而像王氏这样依不同的用途，别写多本的做法，在刻本还不盛行的唐代早已有，如《新唐书‧柳仲郢传》就谓「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这对追求规整化以便于快速复制、传播的刻本及数码网络而言，是难以想像的。但也正因每一件写本既存有独特的个性，又是写本文化的缩影，我们才得以一笔一画织就而成的写本，探索抄写者本身、抄写的文本、抄写者与文本作者的关系，乃至抄写的语境。

敦煌莫高窟第17 号窟偶然发现的六万馀件写本的年代，恰恰正好是纸写本传播最为兴盛的东晋到五代宋初，借以窥探写本文化再合适不过。此外，日本古钞本中，也保存有与此时期相当的奈良、平安时代的本子。近年来，学界有鉴于写本所建构的文化知识图像有别于刻本，遂有写本学提出。本期《政大中文学报》拟以「写本时代的文化传播与日常图像」为专题征稿，举凡以敦煌文献、日本古钞本，或者其他得以认识东晋以降至宋为主的（纸）写本文化传播、知识建构、日常图像等等，皆为征稿范围。敬邀学界方家惠赐鸿文，让我们对这段亦曾是文明进程之一的写本文化图像，有更清楚、明白的认识。

截稿日期：2026 年8 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