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畫人：楊明璋

AI 模型的出現，讓原本傳播速度、複製能力已非印刷傳播可匹敵的探索式數位網絡，邁向生成式的時代。再往前回溯到凡事只能依賴筆、墨、紙、硯才得以被紀錄、傳播，雕版印刷的出現已然為當時的文化傳播帶來相當大的便利。紙張到東晉才取代簡牘，文化傳播正式進入紙寫本的時代，而雕版印刷在唐代雖已有，但大規模板印書籍則要到五代，尤其是歷事五朝十一帝的馮道，在後唐明宗時奏請刻印九經頒行天下之後，刻本的發展始凌駕於寫本之上。換言之，自東晉到五代宋初的中土，文明的紀錄、文化的傳播，主要是靠紙寫本，此一時代斷限即所謂的（紙）寫本時代。

親身經歷此番文化傳播技術大轉變的蘇東坡，在〈李氏山房藏書記〉就提到：「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他對紙張、刻印技術的出現，讓讀書人取得書籍簡便許多，表示歡迎，同時也難掩他憂心，這和我們面對當前生成式AI 模型發展的憂喜參半心情是一致的。

縱然到宋代，文化傳播的主流已是刻本，但宋人對寫本的珍視與投入仍未減，如宋代徐度《却掃編》卷下就提到王洙之子王仲至：「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而像王氏這樣依不同的用途，別寫多本的做法，在刻本還不盛行的唐代早已有，如《新唐書‧柳仲郢傳》就謂「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這對追求規整化以便於快速複製、傳播的刻本及數位網路而言，是難以想像的。但也正因每一件寫本既存有獨特的個性，又是寫本文化的縮影，我們才得以一筆一畫織就而成的寫本，探索抄寫者本身、抄寫的文本、抄寫者與文本作者的關係，乃至抄寫的語境。

敦煌莫高窟第17 號窟偶然發現的六萬餘件寫本的年代，恰恰正好是紙寫本傳播最為興盛的東晉到五代宋初，藉以窺探寫本文化再合適不過。此外，日本古鈔本中，也保存有與此時期相當的奈良、平安時代的本子。近年來，學界有鑒於寫本所建構的文化知識圖像有別於刻本，遂有寫本學提出。本期《政大中文學報》擬以「寫本時代的文化傳播與日常圖像」為專題徵稿，舉凡以敦煌文獻、日本古鈔本，或者其他得以認識東晉以降至宋為主的（紙）寫本文化傳播、知識建構、日常圖像等等，皆為徵稿範圍。敬邀學界方家惠賜鴻文，讓我們對這段亦曾是文明進程之一的寫本文化圖像，有更清楚、明白的認識。

截稿日期：2026 年8 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