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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二期
Publication date： 2014-12
特別報導 山水詩也是工夫論
本文將謝靈運山水詩當作此一詩歌題材的典範，山水詩和玄言詩同是玄學的產物，山水詩強調主體的玄心與山水的質有而趣靈。山水詩因含有轉化主客體現實狀態的作用，因此，山水詩可以說有工夫論的義涵。本文藉著脫情、貞觀、賞心這些主體轉換的語詞，以及形媚、理感這些客體轉換的語詞，指出中國山水詩在實踐哲學上的作用，亦即山水詩有工夫論的內涵。如果山水詩的創作可以視作主體轉換工夫的一環，那麼，美學的工夫論一詞當可成立，工夫論不只是宗教型的修行者才能使用的詞彙。
《老子》雖僅五千言，其相關於「道」的哲學義涵卻極其豐富，它們成就了《老子》哲學在後世的多元開展。不同時代不同文化或學術性格的個人或族群，對於《老子》「道」的義涵常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就漢代道家學者或文獻對於「道」的理解而言，往往不是「氣」，就是「術」。凡著重推闡「道」崇高、虛無的本體質性、至高理則，或體道者高妙的入道情境時，都因沿《老子》「道」的原稱。凡涉及「道」的生成與「身」之修養時，則多引介「氣」來替換「道」，解證其生成與修養之理。一旦涉及漢人甚為重視的治政、經世之論時，則往往直接以「術」稱代「道」。而當由道家轉入道教，由哲學轉入宗教時，「道」則被落實成為方便持守的「誡」，或可以依皈膜拜的神靈──太上老君。
汪琬（1624-1691）與錢謙益（1582-1664）同宗歸有光，然汪對錢屢有批評，學界對此一直是揚錢抑汪，未給予足夠重視。分析汪對錢的批評，當可理解為何二人同宗歸有光，卻又存在矛盾。本文以為，錢強調內在的「性情與學問」與汪琬特重外在的「文法論」，正是矛盾所在，更反映了清初古文發展的複雜面向。本文梳理時人記載及評價，還原論爭面貌，從中分析二人文學觀的衝突，認為錢對「俗學」與「謬學」的解釋引起汪的不滿。錢以「性情學問」的角度否定南宋理學及明代復古派，汪則以「文道與文法」的角度加以肯定，產生矛盾。此外，本文釐清並回應青木正兒所言二人同宗歸有光，取法有別的說法，認為錢謙益以道，汪琬以文，正是二人之別，補其系統未詳之論。
本文主要以王夢鷗先生發表於1950 年代的〈中國藝術抽象觀念化〉一文為切入點，藉此探索王夢鷗撰寫此文的時空背景與影響其觀念的思想資源為何。此文雖是以中國藝術為討論的對象，但由於其中所引用如黎格爾（Alois Riegl，1858-1905）、希德布朗（Adolf von Hildebrand，1847-1921）、華林格爾（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等人之學說，實反應出曾經留學日本的王夢鷗，有可能透過日本的管道，對西方近代文藝觀念的發展有所掌握。而這些西方學說的引介，不僅對當時臺灣畫壇上現代畫的形塑有所啟發；同時，我們也發現，王夢鷗此文對抽象觀念的闡釋，亦對其日後美學體系的「神遊論」產生相當的影響。因此，為了能進一步觀察，王夢鷗如何融合中西的學說，進而形成其獨具特色的美學體系，實有必要對於王夢鷗抽象觀念形成的思想資源及其內容，加以深究。藉由本文的分析可知，黎格爾討論裝飾藝術時所強調的「藝術意欲」、「平面化」、「固定化」；希德布朗討論「形式問題」時所指出的「視覺感」與「觸覺感」；乃至於華林格爾所提出有別於李普斯（移情說）的「抽象衝動說」等學說，皆影響了王夢鷗對於中國藝術抽象觀念的思索。
胡適當初期待的「文學的國語」，絕對不是這個樣子。──余光中。五四新文學運動使得中文的主流由文言變成了語體，這是一個新範式的出現，由於稚嫩，當時許多作家、學者紛紛在書寫上進行不同的嘗試，並乞靈於西方的表達方式，不論有意、無意，也無論或良或窳，「歐化／西化」的痕跡普遍見諸現代中文。余光中既是教師，又是作家，既諳中文，復曉英文，並曾從事翻譯，他數十年對現代中文的親歷與討論乃是出自中、英文的比較視野，有別於本位主義的立場。本文試藉著余光中的論述與實踐，勾勒其對現代中文及其歐化現象的觀察與評論。此外，本文發現其早年遣詞行文明顯與其後觀念相悖的狀況，換言之，他後來的見解是在一動態思考與實踐歷程中形成的，這種種摸索，對現代中文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參鑑意義。
舒巷城（1921-1999）確立了二次大戰後香港的本土書寫傳統，這點已逐漸被評論家所公認。本文試圖考察，這種重新肯認「家」、「鄉」的書寫角度，所形成的地誌書寫特色，地誌中對於「家」與「鄉」的描寫，究竟形成怎樣的藝術魅力？又要如何放置在1950 年代到1960 年初期的時代氛圍中加以詮釋，藉以說明鄉土作家所展現的本土意識？從舒巷城作品可以看到香港的本土文學傳統中，存在著一個非左翼、非右翼，同時又是殖民者缺席的「鄉土」空間。舒巷城文學的意義，正在於默默持守香港作為「家園」的基本價值。當意識型態話語在冷戰氛圍中滿天亂飛之際，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便像是定風石與引路旗，讓追隨者可以順著來路知道自己的身世。於是乎，讀者才能在每一次閱讀舒巷城小說時，一再確認家園香港的容顏，也就是確認故鄉的恆在，此在！
若尊重儒者作為引讀經典的解人該身分認同，遵循某注疏體例對待典籍、引導讀者的方式來看待注解，我們將發覺經注實可視作是紙筆間展開的，那注經者面對預想讀注者開示經旨的喻道場合。本文鎖定朱熹（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進行研究。我們發現：該經注乃注者自宋儒經說（主要是二程）聞道，決意採誦經指南形制以圖發揮引領誦習功效的注解。藉此簡明注本，朱熹上溯古來聖君賢相授受至道的譜系，揭明《四書》乃未得君師位置的孔門祖孫（孔子、子思）、師徒（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喻至道的場合或語境，且申明自家即從《四書》曉聞道旨的經驗；於是面對《章句集注》的預想讀者，他作注乃承接聖賢授受傳統的又一次講道場合或語境了。在注經行動中，朱熹一本《四書》語文特色，他或者側重解析章句，或者務力咀嚼文意和勾聯文脈，從而舉揚了《大學》、《中庸》裡的「格致」、「誠意」和「慎獨」，《論語》、《孟子》裡的「克己復禮」、「求放心」和「存夜氣」，以呼應堯、舜、禹來的「允執厥中」、還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諄諄告誡。職是，藉著對經典語文的再三致意，朱子的道統大業終將趨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