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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一期
Publication date： 2004-06
本文取《搜神記》的語言和西晉佛經作客觀的比較，作全面的、窮盡式的描寫，目的不在於考證《搜神記》的時代問題，而在於透過這兩個表示相對概念的常用字，了解這兩種時代相近的材料當中的具體狀況，觀察它們的異同，以提供漢語史研究的參考。 我們可以歸納出「來」字意義上的兩個特性：表時間概念、表空間的活動。晉代漢語的「來」字以前者為主。《搜神記》表現了「來」字作為後綴的強大構詞力，它在構詞上是一個表時間概念的後綴。 「去」字的基本用法是作單音節動詞。早期的意義是「離開」，後來演變為「前往」。西晉佛經「去」字出現最多的例子是作單音節動詞，不及物。但「去」字居於後位的複合詞，我們認為已經屬於動補結構，「去」的意義已經虛化，至少已經泛化。所以它能夠自由的和多種動詞相結合。 西晉佛經組成複合詞「過去」，表示時間概念，修飾後面的名詞，是最常出現的用語。《搜神記》則無此用語。 西晉佛經還有一種《搜神記》所沒有的構詞，就是「去V」的動詞並列式。 文末，我們把西晉佛經和《搜神記》「來、去」的語法狀況做成一個對照表，以顯示其中的異同。
本文之目的旨在探討阮籍〈達莊論〉一文的義理內涵，並通過對原典的梳理，尋找其核心觀念群，釐清其承載意涵及相互間的層級關係，從而抉發出〈達莊論〉的內在理路並將之架構成邏輯推演一致的理論體系，以呈顯出〈達莊論〉的思想面貌及形態。至於本文在論述脈絡上，則先從老、莊的「自然觀」談起，用以對顯阮籍的「自然之道」在思想史上的脈絡意義，並標舉出此「自然之道」在理論「邏輯秩序」上的優位性。其次，則以此「自然之道」為基調，論述了阮籍對名教社會的批判，緣此提出「至人逍遙」作為消解人生困境的追求理想，及其達致此一理想的「工夫」操作與呈現此一理想的人格「境界」形態。因此，整個〈達莊論〉的義理間架可說是以「自然」作為其形上思維的內涵，及「至人境界」之所以為可能的依據；而「至人境界」又是主體經由「工夫」操作後，所獲致的成果；進而「工夫」則成為形上之道得以具體落實在人存有者的保證。
本文主要依據柳宗元〈囚山賦〉等永州時期相關賦辭賦，重新審視柳宗元永州八記中閃躲於風景書寫背後的羈囚身影及其精神焦慮。從而檢視柳宗元永州八記與〈囚山賦〉等辭賦對照中的閱讀疑惑，究竟是作者前後創作態度的搖擺不定，亦或竟是柳宗元藉由永州山水書寫所發出的羈囚焦慮及其心海呼喚。永州八記對於柳宗元而言，不僅是一幅幅永州山水繽紛奇麗的風華再現，就其創作旨趣而言，更是一場藉由山水書寫及其文學演繹，並攸關謫宦逐臣與楚客羈囚所經緯交織的士人焦慮主題。藉由進一步將這兩種文類對照與整合的書寫重構，並輔以相關的柳氏書札等文獻資料，則柳宗元潛藏於永州八記山水書寫背後的謫囚焦慮，不僅得以一一浮現，並且從而亦映射出作者於山水實景的敘寫當中，曲折而深刻的謫囚心影。這些構成了永州八記游移於風景與焦慮二者之間的特殊書寫姿態。亦從而凸顯永州八記與永州辭賦二者間互為表裡的特殊重要關係。
水自先秦以來即是國家祀典中祟祀的對象，而對水的崇拜與信仰，在先秦思想家抽象化的思考下，不僅暗喻了時空，也代表了本體與存在。魏晉以後，隨著晉室南渡、寓居江左的政局變遷，以及東晉玄學思潮之激發下，「江海」成為詩賦中經常出現的意象或主題。「書寫江海」也成為具有重要隱喻意涵的文化活動。本文採神話原型批評的研究視角，並結合伊利亞德的理論以探討兩晉江海賦中有關江海神話意象的運用及其象徵，以見其文學原型及文化心理意涵。 兩晉的江海賦中之神山仙島以東方系統的蓬萊神山為文學原型，雜染仙道色彩，進而開展出「聖域」原型結構的多重映像。而江海「聖水」做為與「聖山」相對應的象徵性神聖空間，實具有「聖地」之性質，因此「江海」在以「水」為生命本原的符號上，它又是政治與王權的隱喻象徵。賦家對江海之頌美書寫，蘊藏了賦家宇宙觀及存在時空的哲學思考，同時亦潛隱了水生萬物的心理原型映射，以及「重新確認」家國集體意識的儀式意義。江海水世界做為跨文化的原型象徵，在兩晉賦家的反覆運用，以及程式化的書寫模式下，不僅是遠古神話世界在現實書寫文本中的想像重構，亦訴說著潛隱在人類心靈中，對此界與他界、個人與國族、人間秩序與宇宙秩序永恆存在的困境與超越。
中國文士在重新思考、調整、建構個人主體性生命內涵及其與社會群體性之互動關係與互動方式時，往往逆向回溯歷史，以一種召喚應對、記憶重生的方式，營構出一個可以與歷史情境對話的精神世界，使自我生命得以回歸、主體精神得以超越。 本文嘗試從杜牧詠史詩之時空結構，探究其時間空間化之形式結構及其形式結構背後所蘊涵之情感色彩與理性精神，並釐析其美感特質與文化意義，以深入掌握、體會杜牧之人格生命與心理情感。文中論述重點為：在時間空間化的詠史話語論述中，歷史／記憶／現實如何在杜牧的書寫時空維度下共構成一文化生活網絡？在史傳與詠懷統合的詠史詩審美規範下，杜牧如何透過一系列的修辭策略與轉義結構，串綰、疊置歷史時空與現實時空，組構出一種屬於詩人的新的心理現實，並更新了觀看、演述、評斷歷史的視野與經驗，而達致詠史詩書寫範式的移位。詠史詩中的時間空間化論述作為詩人反思歷史與現實關係的一種新現實文本，又如何展現出本源述體與投射述體高度混融的美感效果，並涵具自我／歷史／現實反思的向度，而傳送出詩人主體深刻的心理情感與巨大的文化心理效應。
對中國兩千年以來思想史的討論，一般往往將焦點聚於各家具體的思想內容，相對而言，論析思想家思辨進路的探討則較少，晚清時期， 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此不僅使中國的思想家重新思考傳統與現實並提出對治之道，亦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建構方式，諸家見解之異多與此有直接關係，在近代最具代表的、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應屬嚴復，其種種看法背後的基本思考格局、脈絡、認知與建構甚有別於中國傳統型態者，此或可視為中國學術「現代性」（Modernity）的先聲，本文即將此諸特徵試為勾勒，進而論析其所蘊含之意義。
《毛詩‧大序》可謂為中國傳統詩論之宗，歷代詩論多以〈大序〉所論而發也。其言情性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發為詩，以至於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所論亦與傳統樂論之祖《樂記》相互輝映，而兩者皆對後代之詩歌美學論有莫大的影響。二者雖相傳與子夏、公孫尼子有關，但由於文獻之不足徵，而無法確切的追溯其思想淵源。然而最近幾年於湖北荊門郭店等地出土了不少早已失傳的先秦儒家逸書，對於中國早期的詩論、樂論之發展，可給我們提供一些新的線索。本文擬以〈性自命出〉一篇為主，探討此其思想淵源，而接著將其中所蘊含的美學意義，加以進一步的發揮，以便給中國之傳統詩歌音樂美學做一初步的溯源。
朦朧詩是大陸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為眩目的文學現象。本文將視角投向朦朧詩之藝術空間，著力探析其詩歌理念和技藝，從象徵與隱喻、神話與童話、意象與語言諸角度，言明朦朧詩的美學路向，揭示它在大陸詩歌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桑青與桃紅》這本小說初次與台灣的讀者見面是在七○年代初，在《聯合報》副刊上連載，然而卻因為當時的政治及語言尺度的問題，因而被迫腰斬。之後《桑青與桃紅》就如小說的主角經歷飄泊與離散，一九九○年這本小說榮獲美國書卷獎，而美國各大學院校開始以這本小說作為教科書，探討小說關於國族認同與雙重文化的意涵，使小說成為離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大學裏女性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比較文學的學者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這本小說，賦予小說文本多重的論述位置。這本小說與台灣讀者再次會晤，在一九九七年時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近年來漸漸獲得台灣學者的青睞，紛紛為這本形式與內涵都十分複雜殊異的小說，撰文進行剖析及論述，同時這本小說也被選錄於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女書文化，2001）。這本小說在台灣文化界知識系譜裏，從原先被排除、消音，在異鄉流離失所十多年，最後回到台灣，並且從知識系譜的邊緣進入中心，發出它獨特的聲音及觀點，進而在台灣女性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這本小說的出版史及讀者接受史可說正是呼應著台灣的政治氣候及文化思潮。 這本小說的出版背景是如此地精彩，在詭譎的政治風向與民族認同的潮汐起落間載浮載沈，而小說文本的敘事形式與象徵語言更宛若一座迂迴的文字迷宮，小說主角的多重身份與時空的離散經驗，比起小說出版的離散經驗更是不遑多讓，小說人物桑青經歷中國日本侵略，國共爭戰，台灣白色恐怖，以及移民美國，然而在大歷史敘事的框架下，我們所閱讀到的是桑青私密的日記，及桃紅寫給美國移民官的信件，此種敘事形式預告著國族歷史與個人小歷史的交錯，而更重要的是一個父權中心「男性豐功偉業」與邊緣「女性私德日記」的辯證交鋒，故筆者在本文試圖解讀作者採用的主題意涵，象徵結構及敘事模式，以及其女性日記信件的敘事模式如何遊走於強大的國族論述的縫隙間，達到女性主義「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的顛覆性，使女性的聲音能浮出於歷史的表面。筆者也將探討這本小說如何將國族論述與性別政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高度寓言體的敘事結構，開啟女性書寫的新格局與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