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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一期
出版日期： 2004-06
本文取《搜神记》的语言和西晋佛经作客观的比较，作全面的、穷尽式的描写，目的不在于考证《搜神记》的时代问题，而在于透过这两个表示相对概念的常用字，了解这两种时代相近的材料当中的具体状况，观察它们的异同，以提供汉语史研究的参考。 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字意义上的两个特性：表时间概念、表空间的活动。晋代汉语的「来」字以前者为主。《搜神记》表现了「来」字作为后缀的强大构词力，它在构词上是一个表时间概念的后缀。 「去」字的基本用法是作单音节动词。早期的意义是「离开」，后来演变为「前往」。西晋佛经「去」字出现最多的例子是作单音节动词，不及物。但「去」字居于后位的复合词，我们认为已经属于动补结构，「去」的意义已经虚化，至少已经泛化。所以它能够自由的和多种动词相结合。 西晋佛经组成复合词「过去」，表示时间概念，修饰后面的名词，是最常出现的用语。《搜神记》则无此用语。 西晋佛经还有一种《搜神记》所没有的构词，就是「去V」的动词并列式。 文末，我们把西晋佛经和《搜神记》「来、去」的语法状况做成一个对照表，以显示其中的异同。
本文之目的旨在探讨阮籍〈达庄论〉一文的义理内涵，并通过对原典的梳理，寻找其核心观念群，厘清其承载意涵及相互间的层级关系，从而抉发出〈达庄论〉的内在理路并将之架构成逻辑推演一致的理论体系，以呈显出〈达庄论〉的思想面貌及形态。至于本文在论述脉络上，则先从老、庄的「自然观」谈起，用以对显阮籍的「自然之道」在思想史上的脉络意义，并标举出此「自然之道」在理论「逻辑秩序」上的优位性。其次，则以此「自然之道」为基调，论述了阮籍对名教社会的批判，缘此提出「至人逍遥」作为消解人生困境的追求理想，及其达致此一理想的「工夫」操作与呈现此一理想的人格「境界」形态。因此，整个〈达庄论〉的义理间架可说是以「自然」作为其形上思维的内涵，及「至人境界」之所以为可能的依据；而「至人境界」又是主体经由「工夫」操作后，所获致的成果；进而「工夫」则成为形上之道得以具体落实在人存有者的保证。
本文主要依据柳宗元〈囚山赋〉等永州时期相关赋辞赋，重新审视柳宗元永州八记中闪躲于风景书写背后的羁囚身影及其精神焦虑。从而检视柳宗元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辞赋对照中的阅读疑惑，究竟是作者前后创作态度的摇摆不定，亦或竟是柳宗元借由永州山水书写所发出的羁囚焦虑及其心海呼唤。永州八记对于柳宗元而言，不仅是一幅幅永州山水缤纷奇丽的风华再现，就其创作旨趣而言，更是一场借由山水书写及其文学演绎，并攸关谪宦逐臣与楚客羁囚所经纬交织出租车人焦虑主题。借由进一步将这两种文类对照与整合的书写重构，并辅以相关的柳氏书札等文献资料，则柳宗元潜藏于永州八记山水书写背后的谪囚焦虑，不仅得以一一浮现，并且从而亦映射出作者于山水实景的叙写当中，曲折而深刻的谪囚心影。这些构成了永州八记游移于风景与焦虑二者之间的特殊书写姿态。亦从而凸显永州八记与永州辞赋二者间互为表里的特殊重要关系。
水自先秦以来即是国家祀典中祟祀的对象，而对水的崇拜与信仰，在先秦思想家抽象化的思考下，不仅暗喻了时空，也代表了本体与存在。魏晋以后，随着晋室南渡、寓居江左的政局变迁，以及东晋玄学思潮之激发下，「江海」成为诗赋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或主题。「书写江海」也成为具有重要隐喻意涵的文化活动。本文采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视角，并结合伊利亚德的理论以探讨两晋江海赋中有关江海神话意象的运用及其象征，以见其文学原型及文化心理意涵。 两晋的江海赋中之神山仙岛以东方系统的蓬莱神山为文学原型，杂染仙道色彩，进而开展出「圣域」原型结构的多重映像。而江海「圣水」做为与「圣山」相对应的象征性神圣空间，实具有「圣地」之性质，因此「江海」在以「水」为生命本原的符号上，它又是政治与王权的隐喻象征。赋家对江海之颂美书写，蕴藏了赋家宇宙观及存在时空的哲学思考，同时亦潜隐了水生万物的心理原型映射，以及「重新确认」家国集体意识的仪式意义。江海水世界做为跨文化的原型象征，在两晋赋家的反复运用，以及程式化的书写模式下，不仅是远古神话世界在现实书写文本中的想像重构，亦诉说着潜隐在人类心灵中，对此界与他界、个人与国族、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永恒存在的困境与超越。
中国文士在重新思考、调整、建构个人主体性生命内涵及其与社会群体性之互动关系与互动方式时，往往逆向回溯历史，以一种召唤应对、记忆重生的方式，营构出一个可以与历史情境对话的精神世界，使自我生命得以回归、主体精神得以超越。 本文尝试从杜牧咏史诗之时空结构，探究其时间空间化之形式结构及其形式结构背后所蕴涵之情感色彩与理性精神，并厘析其美感特质与文化意义，以深入掌握、体会杜牧之人格生命与心理情感。文中论述重点为：在时间空间化的咏史话语论述中，历史／记忆／现实如何在杜牧的书写时空维度下共构成一文化生活网络？在史传与咏怀统合的咏史诗审美规范下，杜牧如何透过一系列的修辞策略与转义结构，串绾、叠置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组构出一种属于诗人的新的心理现实，并更新了观看、演述、评断历史的视野与经验，而达致咏史诗书写范式的移位。咏史诗中的时间空间化论述作为诗人反思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一种新现实文本，又如何展现出本源述体与投射述体高度混融的美感效果，并涵具自我／历史／现实反思的向度，而传送出诗人主体深刻的心理情感与巨大的文化心理效应。
对中国两千年以来思想史的讨论，一般往往将焦点聚于各家具体的思想内容，相对而言，论析思想家思辨进路的探讨则较少，晚清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此不仅使中国的思想家重新思考传统与现实并提出对治之道，亦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建构方式，诸家见解之异多与此有直接关系，在近代最具代表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应属严复，其种种看法背后的基本思考格局、脉络、认知与建构甚有别于中国传统型态者，此或可视为中国学术「现代性」（Modernity）的先声，本文即将此诸特征试为勾勒，进而论析其所蕴含之意义。
《毛诗‧大序》可谓为中国传统诗论之宗，历代诗论多以〈大序〉所论而发也。其言情性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发为诗，以至于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所论亦与传统乐论之祖《乐记》相互辉映，而两者皆对后代之诗歌美学论有莫大的影响。二者虽相传与子夏、公孙尼子有关，但由于文献之不足征，而无法确切的追溯其思想渊源。然而最近几年于湖北荆门郭店等地出土了不少早已失传的先秦儒家逸书，对于中国早期的诗论、乐论之发展，可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本文拟以〈性自命出〉一篇为主，探讨此其思想渊源，而接着将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以便给中国之传统诗歌音乐美学做一初步的溯源。
朦胧诗是大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为眩目的文学现象。本文将视角投向朦胧诗之艺术空间，着力探析其诗歌理念和技艺，从象征与隐喻、神话与童话、意象与语言诸角度，言明朦胧诗的美学路向，揭示它在大陆诗歌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桑青与桃红》这本小说初次与台湾的读者见面是在七○年代初，在《联合报》副刊上连载，然而却因为当时的政治及语言尺度的问题，因而被迫腰斩。之后《桑青与桃红》就如小说的主角经历飘泊与离散，一九九○年这本小说荣获美国书卷奖，而美国各大学院校开始以这本小说作为教科书，探讨小说关于国族认同与双重文化的意涵，使小说成为离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大学里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的学者与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本小说，赋予小说文本多重的论述位置。这本小说与台湾读者再次会晤，在一九九七年时由时报文化公司出版，近年来渐渐获得台湾学者的青睐，纷纷为这本形式与内涵都十分复杂殊异的小说，撰文进行剖析及论述，同时这本小说也被选录于邱贵芬主编《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女书文化，2001）。这本小说在台湾文化界知识系谱里，从原先被排除、消音，在异乡流离失所十多年，最后回到台湾，并且从知识系谱的边缘进入中心，发出它独特的声音及观点，进而在台湾女性小说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这本小说的出版史及读者接受史可说正是呼应着台湾的政治气候及文化思潮。 这本小说的出版背景是如此地精彩，在诡谲的政治风向与民族认同的潮汐起落间载浮载沈，而小说文本的叙事形式与象征语言更宛若一座迂回的文字迷宫，小说主角的多重身份与时空的离散经验，比起小说出版的离散经验更是不遑多让，小说人物桑青经历中国日本侵略，国共争战，台湾白色恐怖，以及移民美国，然而在大历史叙事的框架下，我们所阅读到的是桑青私密的日记，及桃红写给美国移民官的信件，此种叙事形式预告着国族历史与个人小历史的交错，而更重要的是一个父权中心「男性丰功伟业」与边缘「女性私德日记」的辩证交锋，故笔者在本文试图解读作者采用的主题意涵，象征结构及叙事模式，以及其女性日记信件的叙事模式如何游走于强大的国族论述的缝隙间，达到女性主义「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颠复性，使女性的声音能浮出于历史的表面。笔者也将探讨这本小说如何将国族论述与性别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高度寓言体的叙事结构，开启女性书写的新格局与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