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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十六期
出版日期： 2011-12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馀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 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资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 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砲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宋儒解说《诗经》之思维方式与论理呈现，与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潮有密切的关连。本文以辅广《诗童子问》与杨简《慈湖诗传》为研究对象，对南宋理学派别下的《诗经》学异同进行考察，借以了解《诗经》学史所描述的宋代经学研究「理学化」之现象，也透过两者的比较，进一步探究理学家与心学家的解《诗》特色与其间的差异。 由于《诗童子问》与《慈湖诗传》呈现出多向度的差异性，本文将考察重心置于二人二书的体例设计、对于「经典」与「道」的认知、对于「道」与「文字」间的认知等三个方面，经过多重的比较之后，运用西方诠释学的概念，指出《诗童子问》重在「解释」，辅广着书的目的在推广师说，补强朱子的方法论；《慈湖诗传》则是「说明」与「解释」兼顾，要说明语意，还要解释大义，于是，除了必备理解古典的能力，还得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又由于其所谓之大义为心学所贯穿，所以作者还得有坚强的中心信仰。
诏令与奏议是君主政治活动中最实际的记录，两者合观，不仅可知该时代人物处理事件的方法与主张，也可得知该经典意义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应用情形。以此，本文以两汉四百年为范围，以谷梁学为对象，透过诏令与奏议对13种《谷梁》传义的引用与分析，探讨《谷梁》传义在汉代政治的实际应用情形。得出汉人多从尊尊之道、治国保民、礼制诠释、华夷之辨等面向来应用《谷梁》传义，应用次数的多寡与谷梁学在汉代的兴衰大势相当，征引者则见于治经儒士与朝廷官员。
1914-1918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以「时装」为主轴，开始创作一连串时装新戏的关键时期，虽然这段时间相较于梅兰芳整体的艺术演出生命而言是短暂的，但却是提供他后来在创作属于梅氏经典剧目的古装新戏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实验经验及参考值。而我们若把时间向后推移到现今，对于传统戏曲的跨界创新是近二十几年来台湾戏曲界的发展重点之一，举凡跨文化、跨形式、跨剧种等等的不同尝试，都有众多新作品因而产生。本文意欲接合这一前一后两个戏曲改变的重要时期，来观察在时间的迁移下，在前仆后继的不断实验中，现今所谓对传统的创新与改变，与20世纪初梅兰芳思考创新时，有无可以借镜或提供反思之处，例如在艺术形式与内容间的搭配与融合，以及「跨界」所面临到的本质相容性，都是戏曲跨界所必须面对最根本的问题。20世纪初期，是一个新旧形式交替、新旧世代交替的关键时刻，梅兰芳做为此时期代表京剧表演艺术最重要的演员之一，他在面对内外在环境剧烈改变时的思考理路是什么？本文所采取的观察点有四：一、京剧质性转变；二、京剧跨界接触的环境；三、梅兰芳由「京话合流」的现象中所得到的触发；四、梅兰芳在京剧与话剧跨界媒合的实际操作。借由审视一代大师在面对新旧冲击及交替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尝试，相信对于反思21世纪戏曲跨界媒合的进程，当具有某种承先启后的意义。
城市与历史是董启章反复书写的母题。董启章从2002年开始了「自然史三部曲」的写作，展现了与前作迥然不同的写作图景，开启了一种别于同代作家的方法来叙说城市与历史。V城作为香港的投影，经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人与物件不断集中，两者间的关系时有改变。本文主要论述方向有二：其一是把《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置放于董启章小说的创作脉络中，考察董启章如何运用「文字工场的想像模式」，创造种种已经消逝的「独特物件」，探讨人与物件高度集中的城市里，两者如何互相延伸，同时彼此限制的共生关系。其二，细析《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别树一帜的物（家）史写作模式。写史本身就离不开编织记忆与时间观念的阐述；董启章刻意回避以家族事件印证历事大事，以书信体的私密语调追述三代人的家族记忆，以「独特物件」为叙述起点，呈现了一种波浪形态的时间观念。最后，本文将会兼及对「可能世界」的讨论，指出小说如何恢复我们对时间观念的多元想像。
本文借由整理日本汉学过去140年（1867-2010）研究〈中庸〉文本与思想之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与课题，试图显现出日本近代中国思想研究之一些特质。从明治维新到大正时期，随着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之引进，日本学者以东西比较哲学的观点与方法，进行阐述及建构〈中庸〉的思想体系。接着由于近代文献考据方法的崛起，尤其经过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的研究，他们之后的大部分学者采取了将整本〈中庸〉分成〈中庸古经〉和〈中庸新经〉两部分，并且主张此〈中庸新经〉部分是秦代以后成立的。总之，明治到昭和初期的研究以「建构」〈中庸〉之「体系性」为主要特色，而昭和时期的研究则以「解构」〈中庸〉文献的完整性并且「还原」思想材料为其特色。在面临大量先秦新出土思想文献的今日，日本学者似乎探索着此两种途经之间较为合适的交点。
专题稿 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为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创建了（东京）帝国大学，旨在培养既精通西洋语言又掌握西洋技术的急需人才。后来，人们意识到，没有竞争的大学势必走向衰退。于是，明治30年，日本政府又创建了另一所大学─京都帝国大学（1893）。在历经日清、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考虑追赶欧美列强并向世界冲击。从领土扩张到「亚洲盟主意识」，甚至在知识学术领域也谋求走到前面。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学恰好体现了这一点，它忠实地经历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完整过程：切断江户以来的日本汉学传统，将中国古典完全转化为外国文化，导入尚未广为人知的中国的最新学术─清朝考证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收欧洲中国学的方法论，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结出了丰硕果实。
专题稿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
吉川幸次郎倾注心力于以杜甫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内涵的探究，终身讲述注释杜甫及其诗文，剖析中国古典诗文的意境，架构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兴膳宏说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学术生涯可分为经学、杂剧与诗、特别杜诗研究的三个时代。综观吉川幸次郎于广义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在1935年到1954年的经学与杂剧研究时期，是以中国文学的精神史研究为前提，1968年《全集》第14卷元篇上的〈自跋〉宣称以探究中国古典「文学尊严」，即中国文学的内在本质研究为宗尚。因此，本文从中国文学史研究为精神史研究的前提，中国古典诗文的意境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变迁，说明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