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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期
出版日期： 2005-06
专题稿 曾子与郭店儒简的身体哲学探究
本文之作，一方面是源自于身体观在今日哲学论述的被重视，因此欲窥战国时儒学的「身体」观;一方面是欲窥先秦哲学所关注的心、性、情之论述的哲学探究之根源;另一方面是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第67简之「身以为主心」，或释为「心为身主」，在诠释上或以孟子大体小体之相对为立论，以今日之思维而言，易以「心」与「身」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理解，忽略了「心」在「身」内，「心」与「身」是一体的互动思维。追溯中发现「身体」一词的使用大抵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若更往前推溯，事实上在西周文献资料中，「身」就是一非常重要的基础。孔子与曾子基本上是这一身体论述的奠基者，尤其是曾子扮演一重要角色，开殴了「身」之根源的探究。就郭店儒简而言，我们也发现各篇关于身体的论述，基本上即是深化着「身」的向内与向外的探究。
专题稿 《恒先》与老子
作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的一篇，《恒先》以其独特的内容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恒先》和老子的关系出发，围绕「恒」和「复」两个观念来讨论《恒先》在道家思想史上的意义。文章认为，「恒」应该是在老子「恒道」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但是对「道」概念的刻意回避以及提出「恒」作为本原的新名称，表现着该篇对于本原的新理解。与老子之道相比，这种新理解通过「大虚」、「自生」等说法突出了「恒」的纯粹虚无的特征，从而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存在于老子之道中的「有」性，这与表现在《庄子》和《黄帝四经》中的倾向是一致的。「复」的观念在《恒先》和《老子》中都同样地被强调着，这使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生成和复归这个在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中所包含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本原不仅仅意味着开始，它同时还是目的和结束。在本原的确立中，宇宙生成论者也确立了自己的终极价值和追求。
本文透过战国秦汉文献中的「变」、「化」字和「变化」词的用例，以及支持这些用例之变化观的分析，试图构划先秦思想另一种观念史的重要脉落。本文的主要论点可分成以下五点：第一，本文首先整理「变」和「化」字的原型和古意之后，探讨在战国时期的思想文献中所看到「变」和「化」字的用法。笔者所选的文献是《论语》、《孟子》、《老子》、「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这些文献中「变」和「化」字都没有受到特别的注意。第二，虽然其成书时期没有定论，但其思想年代大概可以认定为战国中后期的文献《黄帝四经》和《庄子》中，笔者观察到「变」和「化」字本身已变成此二书中的重要议题。同时，还观察到「变」和「化」二字的意涵之接近与结合，以及「变化」(「化变」概念)一词之诞生。第三，可以代表战国晚期的思想文献，即《吕氏春秋》和《荀子》中，笔者也观察到「变化」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吕氏春秋》的作者始终贯彻地提倡了解和掌握未来「变化」方向之必要。相形之下，在《荀子》的「变化」的用例中，作者所重视的是人类各个性情的「变化」，或者提升。为了达成此个人内在之变化，而提倡「礼义之教化」的重要。第四，〈易传〉的「变化」观基本上是在《吕氏春秋》的「知化」、「观化」的「变化」观之上，但「变化」概念成为整个论述的核心概念。第五，本文最后确认在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文献当中，其作者非常重视「变化」观念的事实。而且，正如司马谈回顾先秦「思想史」的例子中所显示，汉代的知识份子明显地将先秦时代思想家对「变化之发现」，视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认为，〈易传〉的形成反映了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变化」观念逐渐受到各家知识份子的重视之后，必然产生的思想结果。
本论文尝试由叙事学来研究汉译阿含与律部的经文中，有关佛陀成道历程中「禅定与神通」的叙事方式，以探究经典的文学表达形式，在 诠释与传播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由叙事的「事件」、「位置」、「地点」、「时空」等面向，分析在《阿合经》中「禅定与神通」叙述文本的特色。指出在《阿合经》中有关佛陀成道历程的自述经文中，已具备许多「禅定 与神通」的故事事件，由于各经文所选的成道事件之不同，因而形成了成道历程「禅定与神通」故事的不同文本。但都是以个别片段的事件叙述散见阿含中，尚未建构成完整的叙事结构，及定型的叙事模式。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树下降魔」在《阿合经》中只出现过一次，且是以单独事件的「插话」形式被叙述，降魔事件非位于该则经文主要的「位置」。 这似乎意昧着在《阿合经》中「树下降魔」在成道历程中并非必要的一环。从证道「地点」的叙事分析，则可看出由《中阿含经》到《增壹阿含经》，是从「凡俗地点空间」的描述，转换成「神圣地点空间」的描述;证道故事也由《中阿含》中纯粹的历史事件，转为染有神话性色彩的事件。 其次，释尊成道历程完整的定型结构，在律部中唯一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和各单经佛传的结构模式大体相似，最不同的部分 在「降魔」的结构安排。本论文由叙述视角、空间分节与分节点的叙事作用、以及剧幕式的叙事方式等，来分析《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各「禅定与神通」空间场景的叙事特色，并特别分析其中「降魔」空间场景的独特性。在此，「降魔」除了正式纳入释尊证道历程中的一环，且贯穿释尊证道成佛的整体历程，释尊发起神通的整个过程，都和降魔 息息相关。此外由叙事话语的风格，来比较分析阿合与律部有关佛陀成道历程「禅定与神通」的不同诠释面向:在《阿含经》中是以「讲述」(telling) 为主，是人问佛陀「教诲性」的叙事话语，展现朴实简约的话语风格。但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中，是以「展演J (showing)为主，「展演」一生补处菩萨最后下生人间成佛历程的「神话礼仪」。所 以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将其中一切本是平凡人闭的人、事、物，都渲染转化成具有神圣性的人、事、物，如「圣女」、「圣粥」、「轮不目」、「菩提甘露之粥」、「宝岛本圣物」等，再加上「盲龙自明」、「草自右旋」等奇蹟征兆、以及天空众神、风神雨神的介入等等，有意味的将释尊成道历程的叙事，变成神话性质的叙事话语，展现充满想像力、惊奇瑰丽铺叙排比、魔幻写实的话语风格。以「故事佛学」的形式，承载佛教教义并激发热切的宗教情感，达到宗教传播的功效。
讨论杜甫诗中所写鸷鸟的几篇论文已有可观的成绩，本文除了提出尚未被前述文章论及的独特面向外，还补充了未被充分探究的部分。在 以鸷鸟为主题的诗篇中，杜甫不仅利用画布、画鸟/真鸟的对举以及现在/过去、现实/理想与外表/内心的并置开敢了真实与虚幻的多重视野，还借此揭露了他深层的价值观。同时，本文也尝试指出之前将各篇中出现的鸷鸟平板化的趋向，探究了杜甫在描写它们之个别差异时所使用的笔法，并对以「咏物明志」来诠释鹜鸟意涵的方式作了较精细的分判。
本文论述馀华《许三观卖血记》一书的文学质素，强调它语言明净一致，简单而有韵律厂，以一种哈哈镜像的背离现实表面逻辑的方式描 写现实，但却更进一步逼近了现实，又特别指出它在表现技巧上包含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统一的因素，因而更耐人寻味。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深远，自宋以来，为儒学的核心经典，重要性应无可疑，只是朱熹援据既未明注所出，风气所及，关乎学术态度的不同，甚至产生汉、宋学之争。观点的分歧，也影响后人诠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角度，遂有「学古」、「革新」两种不同立场的论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辑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书目，经部共六十九条，史部十六条，子部二十七条，集部八条，共一百二十条，其中宋人着作有六十一条，佔一半左右，以朱熹取阅之方便，实是情理之常，朱熹取径之广，并无明显之偏颇，希望借由本文辑考之工作，能平息这种分歧的观点，也希望对于朱熹撰作《四书章句集注》这一段融铸众说的过程，有更清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