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期
出版日期： 2005-06
專題稿 曾子與郭店儒簡的身體哲學探究
本文之作，一方面是源自於身體觀在今日哲學論述的被重視，因此欲窺戰國時儒學的「身體」觀;一方面是欲窺先秦哲學所關注的心、性、情之論述的哲學探究之根源;另一方面是郭店儒簡〈性自命出〉第67簡之「身以為主心」，或釋為「心為身主」，在詮釋上或以孟子大體小體之相對為立論，以今日之思維而言，易以「心」與「身」是相對立的兩個概念理解，忽略了「心」在「身」內，「心」與「身」是一體的互動思維。追溯中發現「身體」一詞的使用大抵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這一階段，若更往前推溯，事實上在西周文獻資料中，「身」就是一非常重要的基礎。孔子與曾子基本上是這一身體論述的奠基者，尤其是曾子扮演一重要角色，開毆了「身」之根源的探究。就郭店儒簡而言，我們也發現各篇關於身體的論述，基本上即是深化著「身」的向內與向外的探究。
專題稿 《恆先》與老子
作為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中的一篇，《恒先》以其獨特的內容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主要從《恒先》和老子的關係出發，圍繞「恒」和「復」兩個觀念來討論《恒先》在道家思想史上的意義。文章認為，「恒」應該是在老子「恒道」的基礎之上提出的，但是對「道」概念的刻意迴避以及提出「恒」作為本原的新名稱，表現著該篇對於本原的新理解。與老子之道相比，這種新理解通過「大虛」、「自生」等說法突出了「恒」的純粹虛無的特徵，從而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存在於老子之道中的「有」性，這與表現在《莊子》和《黃帝四經》中的傾向是一致的。「復」的觀念在《恒先》和《老子》中都同樣地被強調著，這使我們很容易注意到生成和復歸這個在中國古代宇宙生成論中所包含的基本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本原不僅僅意味著開始，它同時還是目的和結束。在本原的確立中，宇宙生成論者也確立了自己的終極價值和追求。
本文透過戰國秦漢文獻中的「變」、「化」字和「變化」詞的用例，以及支持這些用例之變化觀的分析，試圖構劃先秦思想另一種觀念史的重要脈落。本文的主要論點可分成以下五點：第一，本文首先整理「變」和「化」字的原型和古意之後，探討在戰國時期的思想文獻中所看到「變」和「化」字的用法。筆者所選的文獻是《論語》、《孟子》、《老子》、「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這些文獻中「變」和「化」字都沒有受到特別的注意。第二，雖然其成書時期沒有定論，但其思想年代大概可以認定為戰國中後期的文獻《黃帝四經》和《莊子》中，筆者觀察到「變」和「化」字本身已變成此二書中的重要議題。同時，還觀察到「變」和「化」二字的意涵之接近與結合，以及「變化」(「化變」概念)一詞之誕生。第三，可以代表戰國晚期的思想文獻，即《呂氏春秋》和《荀子》中，筆者也觀察到「變化」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呂氏春秋》的作者始終貫徹地提倡了解和掌握未來「變化」方向之必要。相形之下，在《荀子》的「變化」的用例中，作者所重視的是人類各個性情的「變化」，或者提升。為了達成此個人內在之變化，而提倡「禮義之教化」的重要。第四，〈易傳〉的「變化」觀基本上是在《呂氏春秋》的「知化」、「觀化」的「變化」觀之上，但「變化」概念成為整個論述的核心概念。第五，本文最後確認在戰國晚期到秦漢時期的文獻當中，其作者非常重視「變化」觀念的事實。而且，正如司馬談回顧先秦「思想史」的例子中所顯示，漢代的知識份子明顯地將先秦時代思想家對「變化之發現」，視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據此，本文認為，〈易傳〉的形成反映了戰國後期到秦漢時期，「變化」觀念逐漸受到各家知識份子的重視之後，必然產生的思想結果。
本論文嘗試由敘事學來研究漢譯阿含與律部的經文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的敘事方式，以探究經典的文學表達形式，在 詮釋與傳播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由敘事的「事件」、「位置」、「地點」、「時空」等面向，分析在《阿合經》中「禪定與神通」敘述文本的特色。指出在《阿合經》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的自述經文中，已具備許多「禪定 與神通」的故事事件，由於各經文所選的成道事件之不同，因而形成了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故事的不同文本。但都是以個別片段的事件敘述散見阿含中，尚未建構成完整的敘事結構，及定型的敘事模式。此外，最值得關注的是「樹下降魔」在《阿合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是以單獨事件的「插話」形式被敘述，降魔事件非位於該則經文主要的「位置」。 這似乎意昧著在《阿合經》中「樹下降魔」在成道歷程中並非必要的一環。從證道「地點」的敘事分析，則可看出由《中阿含經》到《增壹阿含經》，是從「凡俗地點空間」的描述，轉換成「神聖地點空間」的描述;證道故事也由《中阿含》中純粹的歷史事件，轉為染有神話性色彩的事件。 其次，釋尊成道歷程完整的定型結構，在律部中唯一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和各單經佛傳的結構模式大體相似，最不同的部分 在「降魔」的結構安排。本論文由敘述視角、空間分節與分節點的敘事作用、以及劇幕式的敘事方式等，來分析《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各「禪定與神通」空間場景的敘事特色，並特別分析其中「降魔」空間場景的獨特性。在此，「降魔」除了正式納入釋尊證道歷程中的一環，且貫穿釋尊證道成佛的整體歷程，釋尊發起神通的整個過程，都和降魔 息息相關。此外由敘事話語的風格，來比較分析阿合與律部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不同詮釋面向:在《阿含經》中是以「講述」(telling) 為主，是人問佛陀「教誨性」的敘事話語，展現樸實簡約的話語風格。但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是以「展演J (showing)為主，「展演」一生補處菩薩最後下生人間成佛歷程的「神話禮儀」。所 以採取的敘事策略是將其中一切本是平凡人閉的人、事、物，都渲染轉化成具有神聖性的人、事、物，如「聖女」、「聖粥」、「輪不目」、「菩提甘露之粥」、「寶島本聖物」等，再加上「盲龍自明」、「草自右旋」等奇蹟徵兆、以及天空眾神、風神雨神的介入等等，有意味的將釋尊成道歷程的敘事，變成神話性質的敘事話語，展現充滿想像力、驚奇瑰麗鋪敘排比、魔幻寫實的話語風格。以「故事佛學」的形式，承載佛教教義並激發熱切的宗教情感，達到宗教傳播的功效。
討論杜甫詩中所寫鷙鳥的幾篇論文已有可觀的成績，本文除了提出尚未被前述文章論及的獨特面向外，還補充了未被充分探究的部分。在 以鷙鳥為主題的詩篇中，杜甫不僅利用畫布、畫鳥/真鳥的對舉以及現在/過去、現實/理想與外表/內心的並置開敢了真實與虛幻的多重視野，還藉此揭露了他深層的價值觀。同時，本文也嘗試指出之前將各篇中出現的鷙鳥平板化的趨向，探究了杜甫在描寫它們之個別差異時所使用的筆法，並對以「詠物明志」來詮釋鶩鳥意涵的方式作了較精細的分判。
本文論述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一書的文學質素，強調它語言明淨一致，簡單而有韻律廠，以一種哈哈鏡像的背離現實表面邏輯的方式描 寫現實，但卻更進一步逼近了現實，又特別指出它在表現技巧上包含了一系列二元對立統一的因素，因而更耐人尋味。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影響深遠，自宋以來，為儒學的核心經典，重要性應無可疑，只是朱熹援據既未明注所出，風氣所及，關乎學術態度的不同，甚至產生漢、宋學之爭。觀點的分歧，也影響後人詮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角度，遂有「學古」、「革新」兩種不同立場的論斷，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嘗試輯出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經部共六十九條，史部十六條，子部二十七條，集部八條，共一百二十條，其中宋人著作有六十一條，佔一半左右，以朱熹取閱之方便，實是情理之常，朱熹取徑之廣，並無明顯之偏頗，希望藉由本文輯考之工作，能平息這種分歧的觀點，也希望對於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這一段融鑄眾說的過程，有更清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