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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六期
出版日期： 2011-12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據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 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才輩出，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於報紙公告、電臺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資訊的三校學生紛紛歷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9點，響起了空襲警報，師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了個括弧「實在也無處可躲」。 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了，故師生們置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就在這連天砲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里長征，辭卻了五史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絕檄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
宋儒解說《詩經》之思維方式與論理呈現，與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潮有密切的關連。本文以輔廣《詩童子問》與楊簡《慈湖詩傳》為研究對象，對南宋理學派別下的《詩經》學異同進行考察，藉以了解《詩經》學史所描述的宋代經學研究「理學化」之現象，也透過兩者的比較，進一步探究理學家與心學家的解《詩》特色與其間的差異。 由於《詩童子問》與《慈湖詩傳》呈現出多向度的差異性，本文將考察重心置於二人二書的體例設計、對於「經典」與「道」的認知、對於「道」與「文字」間的認知等三個方面，經過多重的比較之後，運用西方詮釋學的概念，指出《詩童子問》重在「解釋」，輔廣著書的目的在推廣師說，補強朱子的方法論；《慈湖詩傳》則是「說明」與「解釋」兼顧，要說明語意，還要解釋大義，於是，除了必備理解古典的能力，還得有豐富的人生體驗，又由於其所謂之大義為心學所貫穿，所以作者還得有堅強的中心信仰。
詔令與奏議是君主政治活動中最實際的記錄，兩者合觀，不僅可知該時代人物處理事件的方法與主張，也可得知該經典意義在實際政治活動中的應用情形。以此，本文以兩漢四百年為範圍，以穀梁學為對象，透過詔令與奏議對13種《穀梁》傳義的引用與分析，探討《穀梁》傳義在漢代政治的實際應用情形。得出漢人多從尊尊之道、治國保民、禮制詮釋、華夷之辨等面向來應用《穀梁》傳義，應用次數的多寡與穀梁學在漢代的興衰大勢相當，徵引者則見於治經儒士與朝廷官員。
1914-1918是京劇大師梅蘭芳以「時裝」為主軸，開始創作一連串時裝新戲的關鍵時期，雖然這段時間相較於梅蘭芳整體的藝術演出生命而言是短暫的，但卻是提供他後來在創作屬於梅氏經典劇目的古裝新戲時，一個相當重要的實驗經驗及參考值。而我們若把時間向後推移到現今，對於傳統戲曲的跨界創新是近二十幾年來臺灣戲曲界的發展重點之一，舉凡跨文化、跨形式、跨劇種等等的不同嘗試，都有眾多新作品因而產生。本文意欲接合這一前一後兩個戲曲改變的重要時期，來觀察在時間的遷移下，在前仆後繼的不斷實驗中，現今所謂對傳統的創新與改變，與20世紀初梅蘭芳思考創新時，有無可以借鏡或提供反思之處，例如在藝術形式與內容間的搭配與融合，以及「跨界」所面臨到的本質相容性，都是戲曲跨界所必須面對最根本的問題。20世紀初期，是一個新舊形式交替、新舊世代交替的關鍵時刻，梅蘭芳做為此時期代表京劇表演藝術最重要的演員之一，他在面對內外在環境劇烈改變時的思考理路是什麼？本文所採取的觀察點有四：一、京劇質性轉變；二、京劇跨界接觸的環境；三、梅蘭芳由「京話合流」的現象中所得到的觸發；四、梅蘭芳在京劇與話劇跨界媒合的實際操作。藉由審視一代大師在面對新舊衝擊及交替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與嘗試，相信對於反思21世紀戲曲跨界媒合的進程，當具有某種承先啟後的意義。
城市與歷史是董啟章反覆書寫的母題。董啟章從2002年開始了「自然史三部曲」的寫作，展現了與前作迥然不同的寫作圖景，開啟了一種別於同代作家的方法來敘說城市與歷史。V城作為香港的投影，經歷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人與物件不斷集中，兩者間的關係時有改變。本文主要論述方向有二：其一是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置放於董啟章小說的創作脈絡中，考察董啟章如何運用「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創造種種已經消逝的「獨特物件」，探討人與物件高度集中的城市裡，兩者如何互相延伸，同時彼此限制的共生關係。其二，細析《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別樹一幟的物（家）史寫作模式。寫史本身就離不開編織記憶與時間觀念的闡述；董啟章刻意迴避以家族事件印證歷事大事，以書信體的私密語調追述三代人的家族記憶，以「獨特物件」為敘述起點，呈現了一種波浪形態的時間觀念。最後，本文將會兼及對「可能世界」的討論，指出小說如何恢復我們對時間觀念的多元想像。
本文藉由整理日本漢學過去140年（1867-2010）研究〈中庸〉文本與思想之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與課題，試圖顯現出日本近代中國思想研究之一些特質。從明治維新到大正時期，隨著西方哲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之引進，日本學者以東西比較哲學的觀點與方法，進行闡述及建構〈中庸〉的思想體系。接著由於近代文獻考據方法的崛起，尤其經過武內義雄和津田左右吉的研究，他們之後的大部分學者採取了將整本〈中庸〉分成〈中庸古經〉和〈中庸新經〉兩部分，並且主張此〈中庸新經〉部分是秦代以後成立的。總之，明治到昭和初期的研究以「建構」〈中庸〉之「體系性」為主要特色，而昭和時期的研究則以「解構」〈中庸〉文獻的完整性並且「還原」思想材料為其特色。在面臨大量先秦新出土思想文獻的今日，日本學者似乎探索著此兩種途經之間較為合適的交點。
專題稿 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為了建設近代國民國家，創建了（東京）帝國大學，旨在培養既精通西洋語言又掌握西洋技術的急需人才。後來，人們意識到，沒有競爭的大學勢必走向衰退。於是，明治30年，日本政府又創建了另一所大學─京都帝國大學（1893）。在歷經日清、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考慮追趕歐美列強並向世界衝擊。從領土擴張到「亞洲盟主意識」，甚至在知識學術領域也謀求走到前面。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學恰好體現了這一點，它忠實地經歷了日本近代化事業的完整過程：切斷江戶以來的日本漢學傳統，將中國古典完全轉化為外國文化，導入尚未廣為人知的中國的最新學術─清朝考證學，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收歐洲中國學的方法論，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並結出了豐碩果實。
專題稿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研究方法論
吉川幸次郎傾注心力於以杜甫為中心的中國文學內涵的探究，終身講述注釋杜甫及其詩文，剖析中國古典詩文的意境，架構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興膳宏說吉川幸次郎的中國學術生涯可分為經學、雜劇與詩、特別杜詩研究的三個時代。綜觀吉川幸次郎於廣義的中國文學的研究，在1935年到1954年的經學與雜劇研究時期，是以中國文學的精神史研究為前提，1968年《全集》第14卷元篇上的〈自跋〉宣稱以探究中國古典「文學尊嚴」，即中國文學的內在本質研究為宗尚。因此，本文從中國文學史研究為精神史研究的前提，中國古典詩文的意境研究與中國文學的變遷，說明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研究方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