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曾被視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第二次「百家爭鳴」階段。此時，除了儒釋道相互攻訐進行思想碰撞外，歐洲科學和神學的傳入也為中國帶來新的理論學說。這反映在當時的易學研究上，則表現為明清之際既有重視天道的「自然易學」和重視人道的「人文易學」，也有來華傳教士們重視「上帝」之道的「神學易學」。鑒於以往的學者們往往聚焦「自然易」和「人文易」的研究，而忽視「神學易」的形成、嬗變與影響，本文擬以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們對《周易》的理解和詮釋為中心，並揭示其理論背後的「神學優位」取向。
通過考察該時期利瑪竇、曾德昭、衛匡國、高一志、白晉和馬若瑟等人對《周易》的理解和詮釋，不難發現傳教士內部對《周易》有一個從否定排斥到肯定接納的轉變。明末的傳教士們排斥《周易》的根本原因在於「太極生兩儀」的宇宙創生主張同「上帝」創世相矛盾。因此他們將「太極」解讀為「第二性的」、「依賴者」，曲解「帝出乎震」的文本原意，堅持「神學優位」的詮釋立場。這引起晚明本土學者們的強烈反對，因此雙方圍繞以「上帝」和「太極」為中心的兩種宇宙創生模式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清初「索隱派」的傳教士則通過將《易經》定性為「東方的《聖經》」實現對《易經》「太極」創生宇宙圖式的認可。換言之，耶穌會士們在保持「上帝優位」的情況下，承認「上帝」創造《易經》而《易經》再造天地。
明清之際釋《易》所形成的「上帝優位」模式在海外易學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被稱為英語世界易學發展史上的《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的《易經》譯本均帶有「神學優位」的翻譯取向和特徵。時至今日，仍然有英譯本《易經》保留了這種「神學優位取向」的翻譯習慣，如仍將「帝」翻譯為「God」。因此，作為海外易學源頭的「神學易學」模式值得被關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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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易經、傳教士、太極、神學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