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曾被视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阶段。此时，除了儒释道相互攻讦进行思想碰撞外，欧洲科学和神学的传入也为中国带来新的理论学说。这反映在当时的易学研究上，则表现为明清之际既有重视天道的「自然易学」和重视人道的「人文易学」，也有来华传教士们重视「上帝」之道的「神学易学」。鉴于以往的学者们往往聚焦「自然易」和「人文易」的研究，而忽视「神学易」的形成、嬗变与影响，本文拟以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心，并揭示其理论背后的「神学优位」取向。
通过考察该时期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高一志、白晋和马若瑟等人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不难发现传教士内部对《周易》有一个从否定排斥到肯定接纳的转变。明末的传教士们排斥《周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太极生两仪」的宇宙创生主张同「上帝」创世相矛盾。因此他们将「太极」解读为「第二性的」、「依赖者」，曲解「帝出乎震」的文本原意，坚持「神学优位」的诠释立场。这引起晚明本土学者们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围绕以「上帝」和「太极」为中心的两种宇宙创生模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清初「索隐派」的传教士则通过将《易经》定性为「东方的《圣经》」实现对《易经》「太极」创生宇宙图式的认可。换言之，耶稣会士们在保持「上帝优位」的情况下，承认「上帝」创造《易经》而《易经》再造天地。
明清之际释《易》所形成的「上帝优位」模式在海外易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被称为英语世界易学发展史上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易经》译本均带有「神学优位」的翻译取向和特征。时至今日，仍然有英译本《易经》保留了这种「神学优位取向」的翻译习惯，如仍将「帝」翻译为「God」。因此，作为海外易学源头的「神学易学」模式值得被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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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易经、传教士、太极、神学
政大中文学报 第四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