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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一期
Publication date： 2009-06
17 世紀時，中國和日本都是以宋明理學為官方意識形態，但為什麼當西方現代衝擊來臨之際，兩國政治思想的近現代轉型會呈現出極大的差別？本文以氣論為中心，探討中、日朱子學在其衝擊下變構方式的同和異，分析由此形成的中、日大不相同的近現代政治思想結構，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兩國接受西方現代思想的方式和進程。 在日本，朱子學是幕府的意識形態。氣論對朱子學的衝擊，造成了儒學內部道德倫理與政治理性的緊張和分離。由於日本歷史上形成了一種天皇、幕府二元結構的封建等級政治制度，到19 世紀中葉，儒學內部的這種裂痕有利於促成日本的二元論政治文化的形成，為政治中心由幕府轉移到天皇以及明治維新初期全面迅速地引進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整體性的合法性論證。中國因受到天人合一和道德價值一元論等文化深層結構的制約，氣論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和衝擊，無論是劉宗周、黃宗羲、王船山的氣論，還是較晚戴震的氣論，都只不過是引起儒家道德哲學的某種變構，它們沒有能夠動搖儒學的道德一元論整體結構。直到19 世紀末以至20 世紀初，儒學在西方衝擊下解體時，這四種變構才呈現其意義。它們或成為接引西方現代政治觀念的本土資源，或其思維模式在中國當代思想中表現出來。 現代化在制度層面是全球性和普世性的，但在不同文明中，作為現代制度正當性根據的政治思想及其形成過程，則是不盡相同的。中日兩國的氣論對儒學的改造呈現出的巨大差異就是一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氣論導致儒學的解構和不同類型的變構是東亞現代政治文化的源頭。
蘇軾倅杭期間開始詞創作。此時杭州地區形成了以蘇軾、張先為中心 的西湖詞人群。本文先以蘇軾的行跡為線索，考證這個詞人群十餘人的交 遊情況，然後論述他們以詞敘事的種種方式：張先和蘇軾大量以詞「應社」， 具有「以詩為詞」的意味。張、蘇較多地採用詞題和詞序敘事，這在詞史 上具有開拓意義。在詞牌選擇使用方面，他們承唐五代詞之體制，以中短 篇制為主，但也開始寫作長調慢詞。張先對蘇軾寫詞有多方面的影響，歐 陽修對蘇軾初期作詞也有影響。蘇軾初作詞承「花間」宗風，但很快就形 成了多樣的風格，其中有豪放之詞。此時期西湖詞人群體敘事的主要故事 內涵有詠妓、遊賞、送別、行役等，情感內涵主要是宦情、風情、友情等。
專題報導 簡論常州詞派的南北宋之辨
南北宋之爭是清代詞學史上貫穿始終的論題。雲間派崇尚南唐北宋， 黜斥南宋；浙西詞派反其道而行之，力推南宋，標舉姜（夔）、張（炎）。 常州詞派崛起之後，對南北宋詞的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前人南北宋 之爭的得失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張惠言在〈詞選序〉中對詞人的褒貶均沒 有南北宋的域界標準，實際上摒棄了清初以來偏取北宋、南宋的流派意氣。 周濟、陳廷焯更是具體分析了南北宋詞不同的風格特點以及優缺點，並指 出了南北宋詞各自的價值定位。常州詞派對南北宋詞的論析呈現以下特點 和意義：由「南北宋之爭」到「南北宋之辨」；對南北宋詞各自特點以及二 者的比較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對今人認識南北宋詞有直接影響。常州詞 派之後以晚清四大家為代表的傳統詞學和以王國維為代表的新詞學又形成 了新的南北宋之爭。
專題報導 清代詞派研究的方法論： 「社會學」的觀點
本文旨在說明自身研究清代詞派所預設的觀點，以及在此一觀點下所 採取的論證方法、步驟，以供學術社群進行有效的對話。此一「方法論」 的基本觀點，乃是重新界定「詞派」為「社會群體」，由「社會學」的視域， 理解、詮釋「詞派」的意義，而舉「常州詞派」為主要例證。此一觀點與 既有詞派的研究進路偏取「文學」的視域，可以互補。
自清末倡新學、廢科舉以來，八股文即被視為造成士愚國弱的禍首，有 識之士莫不棄之而後快！時至今日，社會大眾對於八股文，大抵只聞其名而 不識其面，稍留前人批為僵固陳腐的負面印象罷了。然而，研究明清歷史文 學，卻不能對此盛行五百年、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文體，視若無睹。只是， 登載八股文的編排形式，自來都與一般文章無異，對不熟悉八股的今人而 言，無法洞見格律，閱讀頗為費力，本論文乃倡議利用表格加以整理，使文 章結構環節一目了然，以減低閱讀的不便。相較於以往重視八股文「文」的 屬性，表格化的編排方式，則為凸顯八股文的固定格式規律，彰著其作為應 試答卷的本質。貼近本質，拉開與文學的距離，反而可避免持文學之見對此 考試答文橫加責難，讓今人重新面對明清這些考場上的講經之文，並發掘其 特色。表格化的構想是作者研讀歸有光四書文時產生的，也實際運用於研究 中，因此文中八股文例都取之於歸文。文分六節如下：（一）緣起、（二）指 涉原典──不可不加入的一欄、（三）破題承題起講各為一欄、（四）闡論一 欄不分立股段細目、（五）收結欄以為殿、（六）結論。
地景往往隨不同世代的更嬗、書寫主體的詮釋而自成一套表意系統， 深具文化象徵意義。明代中期虎丘空間作為文人文化重要消閒、享樂的公 共園林，書寫幾經變異，虎丘地景儼然成為吳地文人社群共同體符碼化的 重要象徵形式，隱喻著其獨特生命存有的感知與生活情感的樣態，及社會 文化的構成與變衍的歷史軌跡。本文分從地景書寫與人文建構、多重中介 與消閒狂歡、文人社群與地景再造等面向，論析明代中期文人社群如何透 過文學、圖像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作為城郊公共園林一種新的審美 形式、社會意涵、文化功能：隨著身體的移動與展演、記憶的召喚與應對、 情感的投射與認同、風尚的遞嬗與變革，文人社群如何形塑虎丘空間作為 城郊公共園林的重要文化地景，並賦予新的文化詮釋與人文建構？文化地 景與身體空間的移動如何彼此定義，相互構成關係？隨著不同社群的集 聚、消費文化的帶動、物質條件的支持，虎丘文化地景及其公共園林景觀 又如何變異、被改寫？凡此明代中期文人對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構，如何展演為一種話語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觀念價值，又再現出社會的建構屬性和社群的身分認同，同時也呈現出鮮明的區域性格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是本文論述的焦點。
地景往往隨不同世代的更嬗、書寫主體的詮釋而自成一套表意系統， 深具文化象徵意義。明代中期虎丘空間作為文人文化重要消閒、享樂的公 共園林，書寫幾經變異，虎丘地景儼然成為吳地文人社群共同體符碼化的 重要象徵形式，隱喻著其獨特生命存有的感知與生活情感的樣態，及社會 文化的構成與變衍的歷史軌跡。本文分從地景書寫與人文建構、多重中介 與消閒狂歡、文人社群與地景再造等面向，論析明代中期文人社群如何透 過文學、圖像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作為城郊公共園林一種新的審美 形式、社會意涵、文化功能：隨著身體的移動與展演、記憶的召喚與應對、 情感的投射與認同、風尚的遞嬗與變革，文人社群如何形塑虎丘空間作為 城郊公共園林的重要文化地景，並賦予新的文化詮釋與人文建構？文化地 景與身體空間的移動如何彼此定義，相互構成關係？隨著不同社群的集 聚、消費文化的帶動、物質條件的支持，虎丘文化地景及其公共園林景觀 又如何變異、被改寫？凡此明代中期文人對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構，如何展演為一種話語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觀念價值，又再現出社會的建構屬性和社群的身分認同，同時也呈現出鮮明的區域性格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是本文論述的焦點。
本文在相對豐富的文獻基礎上，重新考察紀弦在淪陷區的行為與言 談。一方面，試圖驗證所謂文化漢奸的指控是否可以成立，並探討其與詩 人的創作有何關聯；另一方面，也想反過來觀察相關指控如何被操作，從 而反思漢奸論述的深層意義。在論述過程中，我釐清了現有的指控不精準 之處，並補充了若干關鍵材料。此外，又分別考察了紀弦在戰前、戰時、 戰後的創作，掘發了一些內心底層的幽微訊息。最後，我提出的結論是， 擺脫漢奸觀念的糾葛，則只有特定群體利益的明智計算，或者個體生命意 識的深刻省察，而紀弦不能算是明智或深刻。
「張派」的香港傳人鍾曉陽，其小說繼承言情傳統，地域色彩甚淡。 然而，成長於此地的鍾曉陽，「香港」在她的筆下，是否真的完全缺席、不 留痕跡？ 本文以鍾曉陽的〈良宵〉為例， 指出篇中如何以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為中介，化入粵劇《帝女花》為內文本，衍生出具歷史 喻意、政治寓言和文化記憶等多義的「香港性」，反映出主權過渡時期的香 港人心態。 本論文的目的是從互文理論的創造性閱讀中，指出書寫香港的不同可 能性。文學香港的書寫，既可像鍾曉陽《遺恨傳奇》般，以大家族喻意大 歷史，回應九七模式的敘事風格，作者的意圖於此成為解讀文本的最佳權 威。此外，「書寫香港」亦可像鍾氏的言情短篇〈良宵〉一樣，讓讀者可以 通過詮釋小說的細節，共構香港的文化記憶，在「非香港」的言情故事之 外，喚回不無獨特的「香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