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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出版日期： 2021-12
本文先討論過去數十年英語文化圈「寒山研究」的大略，説明研究者 大致受余嘉錫與 E. G. Pulleyblank 研究的啟發，已不相信《寒山子詩集》是 歷史人物「寒山子」個人之作品，而是他和託名為「寒山」的詩人之合著。 尤其是晚近若干學者，認為可能有個兩至三人或甚至更多人形成的「寒山羣 體」，而其活動時間則跨越隋末唐初至唐末。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者相當努 力地研究並英譯「寒山詩」，將其介紹給英語文化圈之讀者，但由於誤認為 漢語只有單音節「字」，又不知雙音節「詞」及「中古白話漢語」（Mediaeval Vernacular Sinitic）之存在，犯了不少望文生義的誤譯。本文並討論現代以 前，中國士人及僧人對「寒山詩」之認可及偏愛，指出他們以不同方式表 現對「寒山詩」之喜愛，而並不在意其風格之不同。最後指出「寒山詩」 之研究仍有待漢字文化圈的學者進一步之開發，並舉「擬寒山詩」為例， 提出以「無常詩」等主題為研究路徑的建議。
中國哲學場域中對於「聖王」的期待，是一種朝向永恆回歸的等待； 這樣的等待讓人願意相信未來趨向美好的可能，但卻也讓人永恆地在等 待―因為「聖王」永遠在歷史之中，是以便形成中國哲學場域中存有一 種期待聖王的想望，卻也永恆地失落與焦慮。這是中國哲學場域中崇古意 識型態在政治上的衍化，也是其建構秩序的一種心理結構。這樣的心理結 構產生於軸心時代的政治混亂以及孔子的述古思維，在中國哲學場域產生 的崇古與聖王崇拜之定錨效應。於此，存有對於社會秩序的期待寄託在「聖 王」之上，然而「聖王」永恆地存在於過去而不在於當下；也使得存有永 恆地在等待聖王。或許正是此一永恆的等待，讓存有有期待更好的自我與 家國的可能―因為永恆意味著，在有限的存有消逝之前，存有永遠都能 抱著成聖的希望、對於聖王的期望；在等待的當下就意味著存有具有持續 修身與聖王治世的踏實感。因為對於中國哲學場域中的存有而言，等待不 再只是等待，而是永恆回歸的等待，使等待即進入了救贖的當下。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翔實的考證、豐富的引述和獨特的形式成為 地理志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人常據此書研究地理變遷，並探討其政治意圖。 在這樣的閱讀框架下，實地考察和文獻保存成為《水經注》最重要的價值 所在。本文則嘗試挖掘《水經注》的虛構面和敘事性，將「異事書寫」和 「引述文獻」置回文本語境，重新探討它們的意義。發現看似追新好奇的 異事書寫其實意圖以人情交流與讀者共鳴；看似原文照搬的引述文獻其實 仰賴讀者的先驗知識，作者才得以靈活地依照地景挑選、重組、刪修歷史 事件。《水經注》解消了〈禹貢〉以下任土作貢的地志結構，以河水流經的 地景為順序介紹沿岸掌故與景象。上述的變化和酈道元試圖建構的地志傳 統有關，指向的是更寬廣的預設讀者，而不再只為統治者服務。 這群有共同知識和興趣的地志讀者，讓酈道元得以凸顯地理景色予人 的趣味性和美感體驗。這影響了他對異事的敘事經營與鋪陳，也決定了引 述文獻時如何打散與重組。如此一來，《水經注》別具一格的書寫形式與內 容就有了地志發展史上的解讀空間。
在敦煌寫卷中抄錄了許多關係著「出家」的讚歌，可作為探討當時如 何透過詠歌吟唱，以主導出家、共修、應俗設教等行儀，並傳播或強化信 念的線索。而讚歌抄寫於卷上的方式、位置，乃至於連結其他讚歌或文書 的「原生態」樣貌，可以說就是掌握這些線索的關鍵，故有逐卷進行檢索、 敘錄、分析、探究的價值與必要性。因此，本文即針對每個抄有「出家」 類讚歌的寫卷予以獨立看待，進行探究。並依照泛出家讚（如：辭娘、出 家、送師、辭道場讚）聯繫組、「入山讚文」（〈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讚歌組）、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 獨與其他讚歌聯抄、僅見單一讚歌卷等類型，逐類逐卷分析、探究。以指 出各篇讚歌在不同寫卷的樣貌與其他文獻的聯繫關係，並推究出不同寫卷 的抄寫因緣與具體應用的多種可能性，有助於明瞭當時佛教讚歌於法事運 用、傳達義理與化導群情的實際情況，對於探討佛教讚歌發展、諸多法事 行儀表現的宗教實際意義而言，都將有所助益。
在 19 世紀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中，郭實獵（Karl F. A. Gützlaff，1803- 1851）的漢文小說創作量可謂首屈一指。他更在其英文專著《開放的中國》 （China Opened，1838）中提出「上帝以榮耀的福音復興中國之際，需要 的是新文學（New Literature）」。並進一步解釋，只有承載東方固有的優良 品質，且匯入西方最精華內容的嶄新宗教文學和科普著作，才能令中華民 族煥然一新。因此，懷著福音與文明攜手，傳教與啟蒙並進的信念，他以 漢字為媒介創作了大批「新文學」作品。本文聚焦於郭實獵《開放的中國》 中直陳的文學觀念及啟蒙意圖，結合其新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文體， 著重探討其創作基礎與宗教文學思想核心「獵實捨華」之概念。在此基礎 上，將之與後世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時新小說」及梁啟超 （1873-1929）「新小說」之文學思想並置，揭示三者啟蒙意圖的關聯。
晚清至五四時期，是中國小說觀念發生劇變並實現近代轉型的具有連 續性的關鍵歷史階段。當此之際，梁啟超基於「改良群治」、「新民救國」 宗旨的「新小說」理論，王國維植根於叔本華哲學的超功利的小說美學思 想，胡適立足於「平民文學」、「國語文學」的「白話文學正宗觀」，魯迅創 造的堪稱新文學典範的現代白話小說體式，以及他們貢獻的具有理論奠基 與範式開創意義的中國小說戲劇研究成果，在促成這一亙古未有的中國小 說觀念現代變革過程中，發揮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倡導、學術引領與 創作示範作用。經過晚清和五四兩代新文化人的歷史接力與合力，中國小 說觀念從傳統到現代的「世紀之變」，始告基本完成。
本文研究汪精衛（1883-1944）從事和平運動之初的第一闋詞〈憶舊遊‧ 落葉〉，認為該詞與其政論〈艷電〉、〈舉一個例〉相表裡，足以詮釋汪 氏河內時期的心境。本文就手稿異文推論其構思與作意，就檔案報章推斷 其發表時間與形式，主張〈憶舊遊‧落葉〉是篇自承戰敗的抒情詠懷，詞 裡落葉之落與不落、浮萍之去與不去，寒螿之鳴與不鳴的躊躇猶豫，正是 戰爭進行到最慘烈之際，多數人欲說復止、猶厭言兵、不知如何是好的百 轉迴腸。如此作意，正是主和派認知隱喻所以能搖動人心的勝處。除了揭 櫫汪詞初衷云何，也透過解讀相關唱和與版本異文，呈現〈憶舊遊〉文本， 如何逐漸形成於作者（包含手稿、定稿與修訂稿）與讀者（包含和詞者、 詮釋者、編輯者、宣傳機構、倖存者）的口傳手眼之下。汪氏〈憶舊遊〉 不但上臻葉嘉瑩（1924-）「弱德之美」的標準，更是主和派認知隱喻中的佼佼者；同時，也在近代詞壇、在和戰之爭，在公眾領域的層級上，掀起 一大波瀾。
1996 年 9 月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港英政府著手拆除調景嶺上建物，儘 管空間景觀不復存在，調景嶺在冷戰期間曾經扮演反共抗俄自由精神堡壘 角色，卻早有所記錄與書寫。以文學創作而言，最為人知者當屬趙滋蕃《半 下流社會》小說，但 1953 年亞洲出版社發行此作時，恰巧也是陳漢山等人 集結成社的「嶺梅詩社」進行籌編《嶺梅詩輯》之際，只是相關情形未見 深究。事實上，透過這個古典詩社及其作品，不僅能為嶺上文學活動作出 見證，由於「嶺梅詩社」亦是戰後臺、港古典詩歌關係起點，故值得深入 關注。對此，本文擬加剖析面向包括：嶺梅詩社成立及與戰後臺灣詩壇交 會、《嶺梅詩輯》編纂過程、詩社成員身分、詩歌創作旨趣、詩社氣氛美學 等，所論也會觸及流亡者的家國想像、身心創傷書寫、難民社群情感抒發 等問題。另外，透過詩輯裡「小臺灣」調景嶺相關遺民空間的描述、再現， 相信亦有助於思考其與現階段香港記憶政治的辯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