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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四期
出版日期： 2020-12
俞樾〈病中呓语〉出现之后,人们对它的真伪不大敢论定。陈寅恪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则认为俞樾〈病中呓语〉这一组诗是预言诗,有些人甚至纷纷以晚清到中共的史事来印证。本文认为,俞樾从 1890年代开始,在政治思维上有新的发展,即认为「封建」是救世的万灵丹。这样的政治思维,既有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渊源,也可能有清末流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子。从此一角度出发,即能理解这九首诗,不可能是伪诗,第二至第四首的部分是俞樾依顺着清末的变局所预言的未来发展,第五首至第九首的部分,则反映了其生命后期的倒溯式政治思维。晚清旧式经学家的思想,常被经学考证所遮盖而不为人们所察知,借由对俞樾的〈病中呓语〉重新诠释,可以让我们看到各种微妙的位移与变动。
本文试图从「可能说服方式」的修辞视野,探究〈兼爱〉之所以分成三篇的原因。比对三篇,可以看到修辞策略的失败尝试,作为关键用语「兼」字词义、词性的转变,反方意见的对换调整,以及未经证实前提的挪移安顿。这些变动,都符合修辞意义上,为了说服的有效性所作的努力。据此可排列出〈兼爱〉从上篇到中篇,最后到下篇的论证次序,勾勒出观念衍变的修辞系谱。这并不表示兼爱理论的建构随着下篇的完成而终止。单靠一个兼爱理论是不够的,还要扩充到其他论点,构筑出更大的理论网络(「十论」),个别论点才有机会互相支持,有效成立。正是在这种命题不确定而所论趋向又大抵一致的情形中,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调整说服方式的运作概况。因为,他们并非在给定的题目下展开论证。而是正在思索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充实、深化论题的意义与性质。
隐居在乱世往往有着避祸之目的。司空图为唐末「着名」的隐士,他既决意归隐,却又广受朝廷、藩镇、文人注意,该如何解释这看似冲突的现象是学界较无涉及之面向。本文指出,躲避唐末庚子乱离是司空图隐居的动机,其后对世道有了自保心态。然他不因此而不问世事,相反地,他虽自知无法救世,仍在诗文中展现入世精神。如此依违出入世之间的隐士,在书写策略上必然更加审慎。例如,他为地方藩镇撰写多篇碑文,所述皆讲究事实,其中却刻意忽略敏感人物,乃为避开潜在的杀身之祸。从当时政治情势来说,如何适当地表达出处进退之思,当是值得注意的部分。
元代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历来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有限,且多侧重扼要式、概论性的叙述,整体特色仍停留于模糊隐微的面貌。故本文从编纂体例、补备方法、路线问题研究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一书的学术性质。得到的几项观察如下:第一,「纂疏体」主要是辑录与作者说法有关的材料,侧重于相近的训释观点,基于广备裨益的立场,提供读者理解箇中的证据本末。第二,胡安国《春秋传》类例历来最受诟病,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除了说明胡安国《春秋传》一字褒贬仅行于前后书法,还多次援引程颐「不可拘例」的解读原则,消融胡安国《春秋传》类例产生的问题,这也是站在补备的立场为其弥缝。第三,汪克宽有意折衷朱熹、胡安国之说,但《春秋胡传附录纂疏》载录朱熹着作的功用,以及讨论朱熹《资治通鑑纲目》的《春秋》笔法仍然立足于胡安国《春秋传》,最终仍归趋于「宗胡融朱」的学术取向。
本文以明代晚期关学代表人物―冯从吾(少墟,1557-1627)于万历24 年(丙申,1596 年)在宝庆寺讲学,绘制与撰作而成的〈善利图〉及其〈图说〉为例,探讨往昔学者如何透过图象化的方式来表述关于行动意志之辨析―「义利之辨」等相关的抽象概念。首先,说明〈善利图〉之绘制所根据的《论语》、《孟子》文献。继之,以此线索展开相关图式的溯源与比较工作,亦即将该图式对比于范浚(香溪,1102-1150)的〈舜蹠图〉,以及许谦(白云,1270-1337)、程复心(林隐,1257-1340)等人对《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章的图象论述。第三,又借由同属关学阵营中后继学者王建常(复斋,1615-1701)、王弘撰(山史,1622-1702) 等人的评议,省思冯氏〈善利图〉的可议之处,进而再将该图式对比于《朱子文集》卷 59 中所收录的〈诚几图〉,以省思图式绘制的哲学理据。继之,说明三种图式的差异,乃在对「善、利」概念的观察视域与论述角度的不同,更包括了对「善、利」意念的理解与体会。最后,期望透过本研究掘发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图文互诠」之表述特点,以及能为宋明理学传统中「以图论理」的学术思潮提供一明确的例证,以激发更多的挖掘与研究。
台湾竹枝词源自中国采诗观风的文学传统,在清代台湾便是一个重要主题,直至日治初期开始有所谓「新竹枝词」出现。台湾「竹枝词」与「新竹枝词」的最大差异,主要在于豔情调笑。当台湾竹枝词的内容与风格从「风土」扩展到「豔情」、「游戏」,甚至成为社交应酬的工具时,意味着日治时期台湾竹枝词已产生新变。这份新变,放置在台湾竹枝词的发展中,看似莫名所以,但若放置在台湾香奁体的脉络下来看,实是时代风潮影响诗歌主题的具体例证。此外,到了 1930 年,通俗杂志如《三六九小报》、《风月》、《风月报》刊登的汉诗,依旧可见台湾竹枝词。这时的竹枝词搭配花柳报导,游戏与豔情的性质更为浓厚,似乎消解了原本「采诗观风」的政治传统,但台湾文人依旧强调诗外别有寄讬,游戏不忘抵抗。至此,台湾新竹枝词的游戏、通俗、娱乐、反讽,莫不是汉诗见证现代性的最佳说明。
「遂」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完成「完成义动词>终竟义时间副词>承接副词」的演变。承接副词「遂」主要用来表达时间的承接,两件事的先后发生如果是偶然的,就是单纯表示先后的时间承接;如果是非偶然的,就是隐含因果关系的时间承接。其中,隐含因果关系的时间承接又发展为因果承接。「遂」的演变模式与同为承接副词的「因」、「即」不同:「遂」是从「时间」到「承接」,「因」、「即」则是从「回指」到「承接」。因此,也造成了用法的差异:「因」、「即」都有表示假设或条件承接的用法,但「遂」却没有。「遂」多用于时间先后的承接,又能在时间间隔较长的情况下联系句群,因此才会给人前后关系「不那么密切」的感受。
Norman(1981)曾以八种闽语方言的材料,利用可靠的同源词及严谨的比较方法拟测出一套完整的原始闽语韵母系统(Proto Min final system)。从《切韵》的观点来看,原始闽语韵母虽然涵括中古十六摄,不过其中没有咸摄合口三等的同源词。本文的目标就是在现代闽语中找出咸合三同源词,并拟测它们的原始形式,进而探讨其中存在的层次问题。在广泛比较闽南、闽东以及闽北这三类闽语次方言之后,我们发现原始闽语中至少有三个可靠的咸合三同源词。它们分别是:「泛」(不实、空虚)*phɑm5、「范」(样本)*piam6 以及「范姓氏」*piam6。其中*-ɑm 和*-iam 这两个韵母的性质是白话音,相应的文读音是*-uam/*-uap。关于两类白话音的早晚问题,本文以「三等介音*-j-的有无」为判断指标,指出*-ɑm 来自上古谈部,*-iam来自中古咸合三,文读音*-uam/*-uap 则是晚唐五代之后才传入的。根据音韵及语义两方面的线索,本文连带考证台湾闽南语中 phan5 a3(指笨蛋或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一词的本字是「泛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