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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四期
出版日期： 2015-12
宋代的《楚辭》與古賦批評對元明的賦學理論有開拓性的意義。其一，宋人的古賦評論較少囿於考賦制度，而是更多地表現出文人化的傾向。此傾向可體現於文獻考述與思想評論兩方面，並成為元人以「古」衡「賦」的思想淵承。其二，宋代《楚辭》學的復興及其「興楚」、「尊漢」的內涵導向和「情」、「理」為核心的文體思考，也為元人如祝堯據「情」、「理」、「辭」而宣導「祖騷宗漢」的賦學批評觀導其先路。其三，宋代確立「騷為賦祖」的歷史觀以對抗積習已久的應制律賦，而其所產生的強烈的尊體意味，開啟了元明賦學辨體精神的理論緒端。
日本因與中國一海之隔，其對漢籍的需求，在利益驅使下所塑成的跨海出版文化，呈現出中國書籍與日本文化書寫關係。在此之中，法律相關漢籍因可作為幕府或藩校立法、教育之參考而大量引進，其中尤以宋朝案例集《棠陰比事》最為人所知，並經由文學創作與書肆刊印，為江戶人民喜愛。故本篇欲從最初江戶幕府對此書之關注，至第一部以仿作之名刊行的日本文學作品《本朝櫻陰比事》為止，以仲介者角度出發，論述此段時期《棠陰比事》是如何經由漢儒、民間作家以及歷來研究中較為人忽略的書坊主之手，從一部艱澀難懂之漢籍成為江戶家喻戶曉之流行作品。文中首先分析江戶初期大儒林羅山（1583-1657）與幕府對《棠陰比事》傳播之貢獻；其次就現存可見江戶書籍出版目錄，觀察《棠陰比事》於京都、江戶二地之實際販售情況；最後以大坂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本朝櫻陰比事》為中心，從與合作書肆之互動，探討《棠陰比事》於江戶通俗化之轉變，了解漢籍在江戶傳播之際，京都、江戶、大坂三都書肆於其間所啟作用。
清代康熙55 年出任琉球冊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一書公推為歷代使琉球錄的白眉之作，甚且譯成多種歐洲語文，是西方認識琉球最重要的典據之一，徐葆光詩文集過去僅知有《舶前集》存世，近年發現徐葆光《舶中集》、《舶後集》（三種合稱《海舶三集》，或慣稱《奉使琉球詩》）等著作。其中《舶後集》一書後附一組詞作，就自鳴鐘、望遠鏡、鹿毛筆等事物加以吟詠，從中可以看出徐葆光的航海時光與琉球經驗，可謂文化交流史與物質文化交融互攝的絕佳範例，饒富趣味。雖然目前琉球冊封使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以詞為中心的研究似仍不多見。以此觀之，徐葆光此組詞作也有文學史的特殊意義。本文擬以東亞交流史的觀點切入，就徐葆光此組詠物詞作的文化意涵加以探析。
書寫、出版以及物品流通「間接」受「外國」之風薰拂的職業劇作家，帝國之外的「他方」在其感知體系中處於何種位置？當中內／外、自我／他者之間的關係又如何被界定？借力於晚明士人所撰黃觀、翁氏相關史傳筆記，異域地理知識書籍以及同寫「靖難」的另一部清初傳奇《千忠錄》作為對比分析的工具，本文立論，此劇措意獨到之處，在於劇作家視角從朝廷重臣之死轉向市井、域外空間的位移。這樣的位移，與晚明清初文學創作求新爭奇之風關聯。再進一步深看，則可見當中所呈現的市民心態和政治意識，與正統士人價值欲迎還拒的關係。而朱佐朝脫逸正統綱常體系的價值移轉，復與其所架構的異域海洋視野，密切交織。劇中島夷勢力的張揚與邊緣人物的活躍，平行並聯。劇作家借用八百與明朝友好的朝貢知識，再加轉化，改以八百媳婦國為中心，重構出另一套世界地理秩序，與中華視野下的華夷觀相抗衡。宦官、俠妓和女夷，作為承載《血影石》別樣歷史感性樣態的意符，是連貫的整體配置。當中域外「他者」在中國的自我認識系統中，已然成為一重要觀照、對話的對象。
本文以《左傳》為核心，聚焦春秋軍禮之「獻捷」禮儀，析論其名義、類型等相關問題，勾勒「獻捷」在春秋時代的具體樣貌與儀節之政治意涵，並藉由獻捷實況與《左傳》比勘，探論《左傳》「獻捷義例」是否符合春秋實況及其時代意義。 本文之〈二〉針對《左傳》「獻捷」、「獻俘」、「獻功」三詞交叉分析，可知三者皆指將戰爭俘獲轉送第三方的儀節。所獻品物以生俘、死獲的馘首與車馬為主，又以生俘最為常見。〈三〉則區分春秋時代「獻捷」為諸侯獻捷天子與諸侯相互獻捷兩種，其政治意涵有所區別：諸侯獻捷天子旨在凸顯己方遵奉王命征討四方的正當性，同時也確立君臣關係，蓋源自西周；諸侯相互獻捷的原型應是小國獻捷大國，除宣示效忠，也代表獲得大國／盟主認可征伐的正當性；但齊、楚二大國向魯「獻捷」則是藉以誇耀軍功，威逼魯國臣服。〈四〉則探討莊公31 年《左傳》「獻捷義例」的相關問題。《左傳》載述之獻捷原則有三：一、諸侯對蠻夷戎狄有征伐之功，當獻捷於王，二、華夏諸侯互相征討，無需獻捷天子，三、諸侯不相遺俘；但此義例與春秋時代獻捷實況多有未合，顯現《左傳》前後立場並不一致。其可能原因，一是《左傳》之「獻捷義例」或許源自較早的禮儀傳統，《左氏》迫於時空轉變的現實，只得如實載錄；另一種可能則是《左傳》並非一人撰成，故而前後立場不一。
董仲舒歷史觀中潛藏一個悖論：依據同樣的理據，卻能夠同時推演出意志自由和歷史決定兩種相反的論點。此悖論目前似乎較少學者直接觸及，而本文的核心問題即是欲處理該悖論，並憑藉董仲舒的「氣感」思想嘗試回應這一歷史哲學中的大哉問。另一方面，討論意志自由與歷史決定此一普遍之歷史哲學課題，從「氣感」的視域進行分析有其解釋上的方便， 故值得由此深入探究。 筆者首先確定在董仲舒的時空知覺中，天地時空（歲）和人間歷史（世）存在同類互感的關係。接著轉至存有者原具之時空知覺，存有者原具之時空知覺，是存有者能夠思考「歲與世」此一課題的基底、前提，同時也是存有者的先在結構。進一步論證天地氣場和人氣群情彼此間的涵攝作用後，最後推導出歷史決定與自由意志的相待共成。
針對朱熹（1130-1200）的《楚辭》論著，也就是《楚辭集注》、《楚辭辯證》和《楚辭後語》三者，當代學圈多從文藝角度進行討論。此舉導致朱子論說騷賦每每秉持的理學準的，遂被判定為圈限住他的成績。然本文認為，為了妥當評述朱子解讀、編纂楚騷的用心和用功，從理學家律己處世的面向展開研究，恐怕是在所必行的。首先我們要指出，朱子注騷是要打造一本導讀範本，用以引領後進吟誦騷文、涵養心性。此乃朱門教法特有的體道、明道路數。承此觀察，朱熹論說《楚辭》的方法和特色遂清楚明白：其一，一本程門高足謝良佐（1050-1103）揭示的遵循六義來諷詠詩文、興發心性的讀《詩經》法門，延續自家《詩集傳》的解詩技術及格式，朱子於《楚辭》章句間戮力標誌風、雅、頌、賦、比、興，細膩引導讀者體味流動屈賦字句裡的忠君眷戀情志。其二，在編纂歷代騷賦該事上，朱子援用晁補之（1053-1110）《續楚辭》、《變離騷》由「經」而「傳」、由「正」而「變」的纂輯架構；依該體例，楚騷作品被朱子視為是〈風〉、〈雅〉之「變」，這便使得自屈原（西元前?342-278）以降的騷人墨客於紓憂洩憤之際，能否如《三百篇》諸多作者（或詩中的主人翁）般得止乎禮義、回歸中庸，便成為他評介作品再三致意的重點。換言之，朱子在引領讀者共鳴古今騷人的幽怨愁緒後，終將歸本士子處世應物應把持的中和修為。總之，朱熹的《楚辭》論著表現出一種藉品味詩文來啟迪心性的修道路子。於此法門，文藝賞析與心性涵養相輔相濟，此乃理學傳統的建樹，也是中國文學傳統特有的發明。
明代《張洪陽註解道德經》一書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其以「道德」為軸心，透過聯繫「性命」、「有無」兩組哲學概念，進行義理思維的通貫與串聯。此乃成功將「性命」、「有無」二說，納入老子「道德」論述的思想體系當中，建構出別具一格的理論間架與內涵。因此，本論文乃取徑於以下兩個研究進路，希望能抉發出張位註《老》中「道德」論述的主要內涵。其一是「道德」與「性命」的義理通貫。張位以《老子》為性命之書，其針對「性命」一辭在形式架構的理解，蓋承《易傳》所言「性命」思路而來。然而，對於「性命」內在義理的了解，張位並不往儒家「性善」一路貞定，而是直接從道家「性真」一路汲取養分。此蓋是其儒、道會通的詮解方式，雖然資藉儒家言性命哲理的外在框架，然而內在精神仍隸屬於道家式的。其二是「道德」與「有無」的義理串聯。此中一方面論證「道」、「德」之間的深密關係，另一方面也極力申述「道德」與「有無」交相連屬的意義。此間，張位復以「道貴自然」、「德尚無為」，深入闡述「道德」的內在理蘊。「自然」、「無為」咸是心性體認的功夫修養；而「有」、「無」亦率皆性命玄修之事。如是，淡化、削弱了「有」、「無」原具的形上玄思、玄理，遂轉化、落實為心性鍛鍊的治身、理身之道。在此一思想前提之下，可以發現張氏特別看重老子思想的功夫義、內聖義，並認為《老子》是性命之書，也是功夫之書。因此，其乃進一步將老子的言說，視為對人行為的警戒與教示之語，同時亦專力駁斥將老子學說視為伎倆、智慮之術的看法，並以「消盡伎倆」為老子學說的重要旨標之一，力圖彰顯出「道德」內涵的實踐意義。凡此，其間種種義理向度的抉發與闡釋，除了有助於更進一步衡定老子思想的內在底蘊之外，對於明代老子學歷史圖象的具體建構與廓清，當亦有實質之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