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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四期
出版日期： 2015-12
宋代的《楚辞》与古赋批评对元明的赋学理论有开拓性的意义。其一，宋人的古赋评论较少囿于考赋制度，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文人化的倾向。此倾向可体现于文献考述与思想评论两方面，并成为元人以「古」衡「赋」的思想渊承。其二，宋代《楚辞》学的复兴及其「兴楚」、「尊汉」的内涵导向和「情」、「理」为核心的文体思考，也为元人如祝尧据「情」、「理」、「辞」而宣导「祖骚宗汉」的赋学批评观导其先路。其三，宋代确立「骚为赋祖」的历史观以对抗积习已久的应制律赋，而其所产生的强烈的尊体意味，开启了元明赋学辨体精神的理论绪端。
日本因与中国一海之隔，其对汉籍的需求，在利益驱使下所塑成的跨海出版文化，呈现出中国书籍与日本文化书写关系。在此之中，法律相关汉籍因可作为幕府或藩校立法、教育之参考而大量引进，其中尤以宋朝案例集《棠阴比事》最为人所知，并经由文学创作与书肆刊印，为江户人民喜爱。故本篇欲从最初江户幕府对此书之关注，至第一部以仿作之名刊行的日本文学作品《本朝樱阴比事》为止，以仲介者角度出发，论述此段时期《棠阴比事》是如何经由汉儒、民间作家以及历来研究中较为人忽略的书坊主之手，从一部艰涩难懂之汉籍成为江户家喻户晓之流行作品。文中首先分析江户初期大儒林罗山（1583-1657）与幕府对《棠阴比事》传播之贡献；其次就现存可见江户书籍出版目录，观察《棠阴比事》于京都、江户二地之实际贩售情况；最后以大坂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本朝樱阴比事》为中心，从与合作书肆之互动，探讨《棠阴比事》于江户通俗化之转变，了解汉籍在江户传播之际，京都、江户、大坂三都书肆于其间所启作用。
清代康熙55 年出任琉球册封副使徐葆光所着《中山传信录》一书公推为历代使琉球录的白眉之作，甚且译成多种欧洲语文，是西方认识琉球最重要的典据之一，徐葆光诗文集过去仅知有《舶前集》存世，近年发现徐葆光《舶中集》、《舶后集》（三种合称《海舶三集》，或惯称《奉使琉球诗》）等着作。其中《舶后集》一书后附一组词作，就自鸣钟、望远镜、鹿毛笔等事物加以吟咏，从中可以看出徐葆光的航海时光与琉球经验，可谓文化交流史与物质文化交融互摄的绝佳范例，饶富趣味。虽然目前琉球册封使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以词为中心的研究似仍不多见。以此观之，徐葆光此组词作也有文学史的特殊意义。本文拟以东亚交流史的观点切入，就徐葆光此组咏物词作的文化意涵加以探析。
书写、出版以及物品流通「间接」受「外国」之风薰拂的职业剧作家，帝国之外的「他方」在其感知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当中内／外、自我／他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被界定？借力于晚明士人所撰黄观、翁氏相关史传笔记，异域地理知识书籍以及同写「靖难」的另一部清初传奇《千忠录》作为对比分析的工具，本文立论，此剧措意独到之处，在于剧作家视角从朝廷重臣之死转向市井、域外空间的位移。这样的位移，与晚明清初文学创作求新争奇之风关联。再进一步深看，则可见当中所呈现的市民心态和政治意识，与正统士人价值欲迎还拒的关系。而朱佐朝脱逸正统纲常体系的价值移转，复与其所架构的异域海洋视野，密切交织。剧中岛夷势力的张扬与边缘人物的活跃，平行并联。剧作家借用八百与明朝友好的朝贡知识，再加转化，改以八百媳妇国为中心，重构出另一套世界地理秩序，与中华视野下的华夷观相抗衡。宦官、侠妓和女夷，作为承载《血影石》别样历史感性样态的意符，是连贯的整体配置。当中域外「他者」在中国的自我认识系统中，已然成为一重要观照、对话的对象。
本文以《左传》为核心，聚焦春秋军礼之「献捷」礼仪，析论其名义、类型等相关问题，勾勒「献捷」在春秋时代的具体样貌与仪节之政治意涵，并借由献捷实况与《左传》比勘，探论《左传》「献捷义例」是否符合春秋实况及其时代意义。 本文之〈二〉针对《左传》「献捷」、「献俘」、「献功」三词交叉分析，可知三者皆指将战争俘获转送第三方的仪节。所献品物以生俘、死获的馘首与车马为主，又以生俘最为常见。〈三〉则区分春秋时代「献捷」为诸侯献捷天子与诸侯相互献捷两种，其政治意涵有所区别：诸侯献捷天子旨在凸显己方遵奉王命征讨四方的正当性，同时也确立君臣关系，盖源自西周；诸侯相互献捷的原型应是小国献捷大国，除宣示效忠，也代表获得大国／盟主认可征伐的正当性；但齐、楚二大国向鲁「献捷」则是借以夸耀军功，威逼鲁国臣服。〈四〉则探讨庄公31 年《左传》「献捷义例」的相关问题。《左传》载述之献捷原则有三：一、诸侯对蛮夷戎狄有征伐之功，当献捷于王，二、华夏诸侯互相征讨，无需献捷天子，三、诸侯不相遗俘；但此义例与春秋时代献捷实况多有未合，显现《左传》前后立场并不一致。其可能原因，一是《左传》之「献捷义例」或许源自较早的礼仪传统，《左氏》迫于时空转变的现实，只得如实载录；另一种可能则是《左传》并非一人撰成，故而前后立场不一。
董仲舒历史观中潜藏一个悖论：依据同样的理据，却能够同时推演出意志自由和历史决定两种相反的论点。此悖论目前似乎较少学者直接触及，而本文的核心问题即是欲处理该悖论，并凭借董仲舒的「气感」思想尝试回应这一历史哲学中的大哉问。另一方面，讨论意志自由与历史决定此一普遍之历史哲学课题，从「气感」的视域进行分析有其解释上的方便， 故值得由此深入探究。 笔者首先确定在董仲舒的时空知觉中，天地时空（岁）和人间历史（世）存在同类互感的关系。接着转至存有者原具之时空知觉，存有者原具之时空知觉，是存有者能够思考「岁与世」此一课题的基底、前提，同时也是存有者的先在结构。进一步论证天地气场和人气群情彼此间的涵摄作用后，最后推导出历史决定与自由意志的相待共成。
针对朱熹（1130-1200）的《楚辞》论着，也就是《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和《楚辞后语》三者，当代学圈多从文艺角度进行讨论。此举导致朱子论说骚赋每每秉持的理学准的，遂被判定为圈限住他的成绩。然本文认为，为了妥当评述朱子解读、编纂楚骚的用心和用功，从理学家律己处世的面向展开研究，恐怕是在所必行的。首先我们要指出，朱子注骚是要打造一本导读范本，用以引领后进吟诵骚文、涵养心性。此乃朱门教法特有的体道、明道路数。承此观察，朱熹论说《楚辞》的方法和特色遂清楚明白：其一，一本程门高足谢良佐（1050-1103）揭示的遵循六义来讽咏诗文、兴发心性的读《诗经》法门，延续自家《诗集传》的解诗技术及格式，朱子于《楚辞》章句间戮力标志风、雅、颂、赋、比、兴，细腻引导读者体味流动屈赋字句里的忠君眷恋情志。其二，在编纂历代骚赋该事上，朱子援用晁补之（1053-1110）《续楚辞》、《变离骚》由「经」而「传」、由「正」而「变」的纂辑架构；依该体例，楚骚作品被朱子视为是〈风〉、〈雅〉之「变」，这便使得自屈原（西元前?342-278）以降的骚人墨客于纾忧洩愤之际，能否如《三百篇》诸多作者（或诗中的主人翁）般得止乎礼义、回归中庸，便成为他评介作品再三致意的重点。换言之，朱子在引领读者共鸣古今骚人的幽怨愁绪后，终将归本士子处世应物应把持的中和修为。总之，朱熹的《楚辞》论着表现出一种借品味诗文来启迪心性的修道路子。于此法门，文艺赏析与心性涵养相辅相济，此乃理学传统的建树，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特有的发明。
明代《张洪阳注解道德经》一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以「道德」为轴心，透过联系「性命」、「有无」两组哲学概念，进行义理思维的通贯与串联。此乃成功将「性命」、「有无」二说，纳入老子「道德」论述的思想体系当中，建构出别具一格的理论间架与内涵。因此，本论文乃取径于以下两个研究进路，希望能抉发出张位注《老》中「道德」论述的主要内涵。其一是「道德」与「性命」的义理通贯。张位以《老子》为性命之书，其针对「性命」一辞在形式架构的理解，盖承《易传》所言「性命」思路而来。然而，对于「性命」内在义理的了解，张位并不往儒家「性善」一路贞定，而是直接从道家「性真」一路汲取养分。此盖是其儒、道会通的诠解方式，虽然资借儒家言性命哲理的外在框架，然而内在精神仍隶属于道家式的。其二是「道德」与「有无」的义理串联。此中一方面论证「道」、「德」之间的深密关系，另一方面也极力申述「道德」与「有无」交相连属的意义。此间，张位复以「道贵自然」、「德尚无为」，深入阐述「道德」的内在理蕴。「自然」、「无为」咸是心性体认的功夫修养；而「有」、「无」亦率皆性命玄修之事。如是，淡化、削弱了「有」、「无」原具的形上玄思、玄理，遂转化、落实为心性锻鍊的治身、理身之道。在此一思想前提之下，可以发现张氏特别看重老子思想的功夫义、内圣义，并认为《老子》是性命之书，也是功夫之书。因此，其乃进一步将老子的言说，视为对人行为的警戒与教示之语，同时亦专力驳斥将老子学说视为伎俩、智虑之术的看法，并以「消尽伎俩」为老子学说的重要旨标之一，力图彰显出「道德」内涵的实践意义。凡此，其间种种义理向度的抉发与阐释，除了有助于更进一步衡定老子思想的内在底蕴之外，对于明代老子学历史图象的具体建构与廓清，当亦有实质之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