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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三期
出版日期： 2020-06
在《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許慎曾引用易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以說明漢字之來源。這一份對人的身體和對周遭事物的雙重重視，與現象學傳統對身體與吾人的生活世界的「相聯性」（Korrelation）的重視可謂不謀而合。在現象學傳統中，胡塞爾首開對身體（Leib）的討論，若論對身體現象與感知世界之間的微妙關係闡述之精微，則梅洛龐蒂更有過之。藉著對《說文》540 部首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成千累萬意義極盡豐富的漢字所由出的「部首」的確可溯源於身體與外物這兩大類別（分別可再分為2+3=5 小類）。藉著梅洛龐蒂的身體世界相聯性理論，加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工具（如「身體圖式」），我們更可說明，許多漢字的結構都和身體（或其部分）如何與其自身，或與他者的身體（或其部分），乃至與外物（無論是大自然諸現象、動物植物，或是人文器物建制）的互動有關。而反映這各種各式的身體與外物間的互動的漢字，乃構成種種關乎社會、環境、技術、經濟，政治、禮儀、乃至人文建制的意義內容。順著胡塞爾於第四「邏輯研究」中提出的「純粹意義邏輯」的建議，本文最後嘗試從身體─世界互動的角度，大膽地擬訂出漢字的一些「原始組合模式」，以說明漢字如何從部件開始，得以循各種組合方式孳乳浸多。
「文章辭賦化」這個概念出自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他認為一般人愛奇新變的心理，加上貴遊文學家的倡導，導致六朝文章趨於雕飾繁複， 原本運用在辭賦的風格，逐漸氾濫到了一般的文體，此即為「辭賦化」。其後研究者亦從「詩的賦化」、「詩賦合流」等概念作為切入點，觀察六朝文學與文類的獨特現象。本文嘗試重探此一論題，但將討論面聚焦於三個剖面─文論、樂府以及「賦得之作」。首先是文學主張中追求「新變」的心理與意義；其次是民歌樂府中的意象、典故與素材，對於梁陳宮體詩提供的養分；其三則是六朝有一類以「賦得」為題材的作品，他們對過去的經典進行續衍，同時又用了「賦」的複誦鋪排之本義。本文的三個側重點或許只是偏例舉隅，但所謂「辭賦化」原本只是一個大而化約的觀察，透過以上幾例，希望可以更細膩、也更精確地釐清「文章辭賦化」這樣的概念，也能更聚焦「賦」這樣的文類在中國文學史中展現的關鍵意義。
朱熹與張栻兩位學術領袖，同輩論交，一生欣賞，於學術分歧之際，剔除疑義，糾舉偏失，進而於日用之間察識，化解動靜紛擾，開展儒學系 譜，二程歧異得以釐清，張栻引介與啟發，具有關鍵作用。只是以往以道南與湖湘學脈是相互競逐的關係，將朱熹思想發展視為湖湘學沒落原因，不免見其異，不見其同；或是標舉存有，認為張栻不能發其師精蘊，只能順從朱熹說法，不免見其偏，不見其全，說法皆與理學發展脈絡相違背。朱熹從「中和」之辨，建立心統性情架構；釐清由〈太極圖〉而《通書》關係，綰合天道與道德；進行「仁」說辨論，最終以「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確立經典詮釋內容，理學得以成立，有賴兩人無私分享，學術為公，可為典型，意義所在，固不可以門戶論之。
元代《易》家趙采著有《周易程朱傳義折衷》，相較董真卿從體例會通 程、朱《易》，趙采則重內容的合會。在版本上選擇程《傳》以傳附經的體 例，且同傳世本程《傳》未附〈繫辭傳〉等傳文。趙采除了闡發程、朱說 法，並藉由為後人忽視的朱子說法，指出朱子並未反對漢《易》互體、納 甲等釋象方式，對卦爻辭取象多所解釋，對朱子卦變說的爭議提出說明， 並提出各卦僅有一卦變的主張。在個人特色部分，指出整部《易》的象數 與義理是緊密關聯的，尤重陽九與義理扶陽抑陰、《易》為君子謀的關聯。 趙采肯定程、朱《易》，並加以開展，發揚兼重象數與義理的觀點，不僅羽 翼程、朱《易》學有功，對《易》的研究亦有其貢獻，其重要性應予正視。
元初著名內丹家李道純的修煉團體，平日除傳授內丹、《易經》與《老子》思想外，也常指導學人參究禪宗公案。《清庵瑩蟾子語錄》記載著李道純平時與弟子討論、參究的過程，這些內容也曾被重新編入其他著作內刊行流通。《語錄》的材料呈現出，李道純上堂說法的模式與團體組織都向禪宗叢林制度有所借鑑。師徒之間參證心得、聯句賦詩等活動，也與禪宗參公案的思潮有所關聯。此外，李道純傳授《老子》的內容載於《道德心要》，日後寫定為《道德會元》；李道純與趙道可的對話，也載於〈黃中解惑〉，日後被編輯到《中和集》中。這些文獻不但透露出李道純內丹集團的組織型態、口傳傳統、內部文本寫作與流傳的過程，同時反映出他們關懷的問題。迄今為止，《清庵瑩蟾子語錄》的豐富材料尚未被學界完全揭露，故本文以此部《清庵瑩蟾子語錄》為核心，透過與同時代內丹、禪宗文本之比較，討論其師徒授受與經典傳習之模式。
八大山人（1626-1705），是明末清初畫家、書法家，清初畫壇四僧之 一，原為明朝王孫，明滅亡後，一生以明朝遺民自居，「八大山人」命名的 用意，是因八大山人在落款時將四字寫得像草寫的「哭之笑之」，有哭笑不 得之意，以寄託國亡家破之痛。八大山人的花鳥畫往往有其特殊的隱喻象 徵，其中作於康熙29 年的〈孔雀竹石圖〉即是隱晦難解的一幅作品，各家 對作品的詮釋甚為紛歧，值得進一步探討和研究。本文以文化符碼的角度 探討畫作中物象的隱喻作用，另外，探討〈孔雀竹石圖〉創作的時空背景 及畫作交涉相關的人、事、時、地、物等，得知八大山人的〈孔雀竹石圖〉 是為數不多的具有政治諷刺意義的畫作，諷刺的對象眾多學者皆論定是與 山人交惡的宋犖（1634-1714），然而，我們透過二人之間的相關史料可證， 山人畫作並無諷刺宋犖的可能性。此外，透過解構畫作，我們得以窺見山 人作畫時的心境和遺民情感，還原作者在創作〈孔雀竹石圖〉的創作核心 意念與創作的動機意圖，對在距今三百多年前，特殊時空背景下的山人應 能有更真實的認識。
本論文以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一」、「上」、「示」部為範圍，從 中選取「一」、「元」、「天」、「上」、「帝」、「禮」、「禧」、「祿」、「祥」、「祉」、 「福」、「祐」、「祗」、「禔」14 字，合計27 組傳抄古文字形，針對這些古 文構形演變相關問題進行深度考察。 許多傳抄古文構形，乍看似乎難以理解，惟經細心考察，不難發現它 們大多有理可循，有些是宋人在編纂古文字書時，將通假字、近義字誤釋 為本字，有些則是古文在傳抄過程中，發生變形、訛誤、錯置等狀況，釐 清這些表面亂象，當有助於正確認識傳抄古文的原貌及其學術價值。
本文主要圍繞《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進行討論，除了針對部分 字詞、句義嘗試提出新說外，也就若干句段進行譯解，茲以三面向概要如 下：一、個別字詞釋讀，如考釋簡1、12「規」字為規畫義，將簡3「姚聞」 釋讀為「弔問」，另外也對於「卑耳」、「共」、「爯」等字詞進行考釋； 二、語言結構，如推論「規」與賓語間為「為動」結構，方能有規畫義， 賓語本身是受益者。文中亦就「今是臣臣」等結構進行分析、解釋；三、 句段語意，即針對簡5「今是臣臣，其可不寶」、簡15「幾既臣之獲罪，或 辱吾先君」、簡17「幾孤其足為勉，抑無如吾先君之憂何」等句分析字詞 與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