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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一期
出版日期： 2019-06
面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假如肯认「华人文化主体性」是必要的前提性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针对流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型」进行反思、批判，寻求学术转型、典范迁移之可能性与切当性的取向。「文化主体性」不是人性论上，抽象概念的先验主体；而是在世存有的人们，置身于现实世界的存在情境中，经由自觉以及实践经验，而逐渐习成的「历史性主体」。它必须经由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的动态性实践历程，才能逐渐形塑、养成。三○到八○年代的「五四知识型」，台湾「美感经验」论述，可以高友工、王梦鸥为代表，完全缺乏民族的文化性与区域的社会性。如今，「后五四」已数十年，面对21 世纪的华人文化主体性或古代文学、美学的研究，是否应该另寻诠释视域的转向，终致典范迁移？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如何从「五四」知识型转向？基本原则是「内造建构」，我们不能继续盲目的消费西方理论，套用不相应的美学理论以诠释「华人文化主体」的审美实践感受经验。因此，必须「回归」华人文化传统的内部，进行「内造建构」的工程，生产自家的美学诠释典范，转而应用于「华人文化主体」之审美实践感受经验的诠释。
刘晨、阮肇入天台故事初见于《幽明录》，后为《续齐谐记》所袭取，唐宋以来多见流传。该故事具有多层递进的文本层次，不同的文本层次也相应展现不同的意义。这样的层次及意义，在类书节略大义的处理方式和目类划分的规定之下，显得愈加明晰。而故事文本在流转复制过程中，也伴随时代与语境的变迁发生变化。有关意义则在这些出乎不同立场的选择性改造中发生转移。
从「过关」的叙述模式诠释《西游记》，此一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乃基于民俗性博戏与仪式性过关，内证就是文本中习用赌赛、赌胜，尤其赌斗最多。将斗法事件视为西游的厄难，魔、精把关则执行观音的试炼设计，使得难关与解除存在戏剧性张力。而像「过关」仪式中神力的介入协助，配合五圣间的合作方能过关，将其视同封闭性的赛局，都在可控制的情况下，如此就形成一种阅读的吸引力。负责把关的魔、精，其妖精乃久年成精，而妖魔虽则托化成精，实则出身佛教、道教，其次数相当而佛道均衡。取经既是佛教故事的小说化，理当由佛教自行担纲，却须向道教商借，次数甚至道多于佛，也就显示作者的宗教知识背景。其核心观念即基于「有法有破」，而精怪虽代表邪法，却未全都被灭绝，有的被收服后持续修行，即彰显此一时期佛、道教的修行观。在斗法事件中穿插了许多法宝，既环扣衔接大小事件以增加趣味性，并凸显法宝乃妖魔从天界主人处偷到下界，其法力远非行者等人的法器所能对付，最后均须劳动主人才能收伏；此一笔法既增强五圣试炼的力度，也使过关在游戏的趣味性之外，假设曾受到道释画的触发，乃由鱼篮观音的相好推论华严三圣的座骑，如文殊的青狮、普贤的白象，以及观音的金毛犼等，此一构想乃取自佛教坛场图；而道教坛制及其圣像也多所启发，如：老君的座骑青牛、太乙救苦天尊的九头狮，乃至风雷云雨、二十八星宿等，既属道场用物，也因常见而激发其构思，并非纯属想像。又从显、潜的多音交错，考掘作者借魔、精而寓托，其本来面目乃铭刻着明代社会的政治标记，既将魔、精的占山为王、公然当（挡）道，认为影射嘉靖时期的藩王、豪户，故笔法愈加滑稽谐谑，实即掩饰其讽喻现实的严肃，由此推测作者未曾具名的原因，此即宗教文学的诠释，也是讽喻文化下的传统读法。
本文综合《法海遗珠》、《道法会元》及《藏外道书》中有关月孛法的记载，整理宋元明时期月孛法的谱系及法术系统，同时参酌明代笔记、小说的记载，发掘月孛法在民间流播、实践的情况，希望透过经典与通俗文学的相互映照，理解不同文本系统中的月孛法情况及可能关系。就目前现有道藏文献来看，月孛法应以太乙火府法、元皇月孛秘法两系为主，前者以李元君、十二雷将为主，主行祈雨、考勘等法术，而《道法会元》所收的火府法资料，也许有受到清微派的影响；后者则以祝元君、阴阳十雷使为主，主行医疗、祈雨仪式，内容虽较为简略，但从《藏外道书》中〈月孛大法后序〉所揭示的要点，可建构出其法特重的针法、剪法等内容，该法所行的宗教医疗系道教仪式结合实际医疗行为，颇具特色，值得更深入的发掘。而明代的笔记、小说中也有不少月孛法的记载，大略可看到该法在民间的实践情况：当时的月孛法主用于祈雨，但也有延寿、婚媾等用途，其仪式多和裸体、女性相关，这可能与月孛星君披发、裸体、赤足这个与传统相悖的形象有关，且在明代祂又多被视为女神，所以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由此也许可推想，月孛法在宋代之后应有一脉将其转变为女神，仪式也多与女性有关，但可能涉及到社会风俗问题，因此道藏便未收录相关资料。道藏的编纂是一个挑选与汰选的过程，透过道经内部资料的比对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对照，反而能让我们更仔细反省、运用这些不同的文字系统，尤其笔记和小说的记载更可让我们看到民间如何接受、想像道教法术，窥见更多道教法术在社会实践的样貌，让文本彼此碰撞、多音回响。
本文从东亚思想史的视野，以朝鲜实学儒者李瀷（星湖）对《七克》一书之诠释，尝试观察在朝鲜党争历史脉络下的儒耶交流之进行。16世纪以降，朝鲜王朝发生了延续近两个世纪以上的激烈「党争」，有志儒者皆思索解决之道。星湖追溯历史，分析「党争」所以形成，乃因朝鲜王朝17至18世纪之间，科举录取人数增额过多，能录用士子之位却不足，导致「十人共一官，犹无可授」，最后发展成「人多则妬，妬甚成乱」的党争局面。导致「一国一君一朝廷」因党争而分裂为「八」，不同党色间「常怀妬妇之心」互相斗争，政治发展面临严重困境。直至19世纪王朝末年，士大夫「克己有所未竟」，却率「天下之庸人」结成「道学之党」互相斗争的局面该如何解决，仍是朝鲜诸儒深思的问题。随着朝贡使臣管道传入朝鲜的西学书《七克》，以天主教之「七罪宗」（Seven deadly sins，「傲、妬、贪、淫、忿、饕、怠」）概念，对《论语》「克己复礼」之「己」字做出新诠释。书中对「妬忌」问题的深入分析，切中了身处党争脉络下星湖师弟之期待，让星湖认定「《七克》是四勿注脚」，并对《七克》中「克妬」思想做出再诠释。这是天主教思想自明代进入中国进行诸多「调适」后，又在朝鲜半岛「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一段历史。对朝鲜天主教会之初创具有重要影响。
现今流传的平仄谱与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所记录的唐代格律资料，在理论思维及表陈方式上皆存在明显的差距，其间历经了怎样的转折过渡，是吾人理解唐诗格律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透过对于日本诗格《作文大躰》「十则」的研析，寻索出从初唐元兢「拈二」发展到「二四黏对」及近世平仄谱的关键进程。文中首先将具体说明《作文大躰》「十则」对于元兢四病的继承、调声术的扩充，指出其间的承续关系。其次，借由其中的口诀「二四不同二九对」、「二四不同二六对」，析论五言「二四黏对」、七言「二四六黏对」的发展过程。再次，论析为了因应平仄二元化的架构，「避病」与「调声」必须经过协调整合，因而可能朝向减化的趋势而行。最后，探析平仄谱初立的样貌及意义，以与近世平仄谱进行对照，并反思格律规范简化为平仄谱所衍生的问题。
本文以无名氏撰《货郎旦》为例，分析元杂剧在法国的翻译、改编及其接受过程所衍生的意义流动。本文首先关注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收于《中国戏剧选》（Théâtre chinois，1838）里的《货郎旦》译本，根据译本对于「货郎」等关键词和概念的理解，以及译本文字增删、形式调整等面向，从而检视译本与原作之间的叙事视角差异与主题偏移。为了解时人对于《货郎旦》的接受，本文根据马南（Charles Magnin）的评论进行分析，指出法国读者如何看待《货郎旦》所揭示的中国社会与风俗。此外，本文也进一步以俞第德（Judith Gautier）根据《货郎旦》改编的《卖笑妇》（La Marchande de sourires）为例，说明中国戏曲的域外传播是如何通过翻译的再翻译进行跨文化的实践。
易顺鼎（1858-1920）身历清末民初，诗名颇着，在钱基博、汪辟疆、钱仲联等前贤的文学史论着里，都出现他的身影；而易顺鼎形象多变，时人有神童、才子、名士、疯子之目；亦有哭盦、酒徒、死活人、怡红公子之自谓。其作诗既速且丰，从诗钟、联句到长篇七古，不拘一体，在此风云时代里都表现出新吾／故我的多重面目，并带来诗歌形式的新变，而实为抒情「传统」重要的「现代」个案。本文认为易顺鼎与生俱来的早慧灵心，使他感知到时代将变的末世氛围，因之他只能以哭泣来回应这种「若创巨痛深之在体」的感受，早年即有幽臲鬼语之作，堪称末世诗谶，抒情异化成为一曲秾豔哀歌。而五上公共汽车不售，继而国变、母丧，激起他内在的死亡欲力，表现在乙未墨绖从戎之举，而古中国原有的般若空寂，已经无法安顿他的灵魂，他的诗歌不免呈现刺怒相寻的变风、变雅之作。易鼎改元之后，在时代风会与诗歌神思的激荡下，以「旧人物而入新世界」，他创作出具有抒情灵视的七古歌行，总结了旧时代的风华，回应了对新世界的思考─那是爱与死结合所长养出的「恶之华」。不过，这个世界已无旧派文人施展的空间，诗歌失去安顿的力量（或者止于安顿），满溢抒情异响，而国变释放了内在原欲，生命呈现一种自毁倾向，他愈见颓唐，只能在「假得十分真」的梨园戏场里，寻求一种可感的真实，直至「才尽」，方复归于最后的「平静」。
陈寅恪博涉古今中外学术，然而自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合聘教授」以来，诗文笺释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研究课题，晚年更以今典、古典两类考释总结相关研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批评架构。他对典故的重视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反对用典的声音正是背道而驰，胡适的「八不主义」提倡不用典，并且屡以陈三立的作品为反面教材，钱玄同更把用典与白话文对立起来，主张全盘摒弃典故。然而典故在白话文中的消退，不等于它在文学理论层面上的失败，出身外文系的钱锺书在1930年代便仍多次强调典故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陈寅恪对典故的重视实有浓厚的翻案意味。本文正是循此思路着眼，考察陈寅恪如何通过对今典与古典的诠释，重新确立典故在文学创作和实际批评中的价值。文章首先把陈寅恪的典故研究安置在文学批评的脉络，全面整理和重构这种方法的形成过程、观念义蕴和评鑑架构；继而从文学理论及实际批评的角度阐明今典与古典考释的共同学术默认，深化大家对典故批评的了解；最后会对这套方法的漏洞和诠释局限作出客观的评析，反思陈寅恪的论述是否足以回应五四以来有关用典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