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七期
出版日期： 2022-06
特稿 明清宫廷演剧的文本世界
演剧是中国宫廷文化的重要一环，关于明清宫廷演剧机构制度及舞台 艺术方面的研究已累积丰硕成果。相较之下，宫廷戏曲虽保存了约数万册 戏本文献，文本研究却仍显薄弱。究其缘由，宫廷戏曲向来被视为无「作 者」的表演文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高。戏本文献更因深藏各馆，不 易查询利用。近年来随着清宫戏本、档案文献的大量影印出版，为研究者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在方法上要如何系统整理及研究如此大规模的 无名氏戏本仍存在不少挑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综观宫廷戏曲的文本现 象以及目前学界对于宫廷文本的研究，本文将研究者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归 纳为三大问题：片段性、割裂性及封闭性。宫廷演剧的文本世界庞大而丰 富，但囿于各种因素，我们对它的掌握和利用仍处于片段式及割裂式的状 态。面对浩瀚如海且文本型态复杂的宫廷戏本，是否需要一套有别于研究 经典戏曲文学作品的方法，其研究要如何与戏曲史及文学史接轨？宫廷戏 曲亦非仅限于皇家宫苑的封闭性文本。无论是就内部而言，明清两代宫廷戏本间的脉络关系，以及戏本与其他历史文学文本的交互作用，或由外部 审视，不同的参与者、场合，以及与图像、文物上的链接，皆为值得关注 之处。此外，许多外国使节、观众对中国戏曲最早的，或甚至是唯一的接 触和印象，其实来自宫廷戏曲，在欧洲、东亚及东南亚等地文献中都留存 珍贵记录。本文从文本角度出发，就宫廷演剧的研究途径，思考如何结合 传统书目和数码科技，并利用中外文献，对明清宫廷大量戏本文献的不同 文本世界进行链接与圆合。
慧皎认为「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因此他立 志要作出一本「高僧传」。表彰僧人的「德」与「实」。但如何确定此人为 「高」？他先将僧人的功德分为十类，谓之为「德业十例」。再依据僧人在 此十类中所做的贡献，决定此人是否可入「高僧传」。 「德业十例」所论的是僧人对「方外」世界的贡献，然而僧人做出这 些贡献，目的不外乎教化众生，拯济群氓。因此，想要检视僧人对「方外」 的贡献，「世俗」的评价就成为必要的参考系数。这就是为何我们不断的在 《高僧传》中见到慧皎引用时人之见与世俗价值观的缘故。 慧皎对「世俗」的接纳，约可分为：一、对「时人」之见的接受：其 中内含「时人」对僧人的封号、特殊形貌的暱称、修行阶位的臆测与机智 名答等。二、对文人比附的接受：引用文人将僧人比附为名士的部分来说 明。三、对僧人做出名士行为的接受：慧皎认为僧人能做出名士行为，即 是真性真情的表现。四、对僧人「义行」与「孝行」的接受。慧皎一方面 将僧人在家国变故时所做的反应作为「实」与「德」的判定，另一方面则 将僧人的孝行也视为「德」与「实」的一端。这些「世俗」要件有效的说 明僧人之德，同时也证明「德业十例」并非虚悬于方外，乃是紮根于人间。
释道宣（596-667）继承了唐代传记自觉意识、文体多元的传统，常在诸多着作的序、跋中书写生平经历，寄讬情感思想，但在所撰的《续高僧传》反而未见自传，甚至连自序传也没有，仅在诸多他传中，透过「馀」如何如何的叙述，断裂而隐晦地自我书写。 然经由本文研究即可发现，有别于宋代的各种〈道宣传〉，或道宣律学着作的自序，其中多属单一声部的自我书写。而道宣在《续高僧传》中，不仅为「撰者」，同时还「扮演」诸般角色，如学生、共学及晚辈……等不同身分。这些并存的诸多声影，可视为道宣在贞观19 年以前的五十游方自述，也可谓是一种自传记忆。 在此试图发掘这些自传叙述下所隐藏的诸多讯息，包括主导因素、历史条件和宗教性，从而探究其人与其时，也即是唐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意义。换言之，就是紧扣道宣个人叙述的同一性，探索其师承与律学系谱，即可发现这些追忆性的话语都笼罩在北朝、隋朝的末法思想之后，亟欲复兴佛学的社会框架下，透过晋、并律师行教，以及邺都律师讲律等多重他者的映照，展开种种律学理念的竞争，以加深对其自我律学主张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借由自己与受业师慧頵（564-637）、受戒师智首（567-635），乃至于亲见的法师慧休（548-645）、昙荣（556-640）等的对话，正反辩证，形成可资依从的律学事例。由此展现了其「我是如此」，也更进一步期待促使读者理解当时诸多僧人亟欲「我们正是如此」，强调佛教内部律法的宗教实践。
自于道泉（1901-1992）于1930 年发表英汉双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后，仓央嘉措（1683-1706?）其人其诗渐在汉地脍炙人口。1939 年2 月，供职西康蒙藏委员会的曾缄（1892-1968）以于译为本，用七绝体悉数改译，译毕又以七古体撰成长达174 句的〈布达拉宫辞〉，与译诗一并发表于《康导月刊》第1 卷第8 期。时至今日，〈布达拉宫辞〉受欢迎的程度视乎曾缄译诗似有不及。却毕竟是汉地最早为仓央嘉措塑造文学形象的作品之一。透过译诗工作的文化累积，曾缄创作〈布达拉宫辞〉时，对仓央嘉措的认知与诠释自有一定深度。职是之故，本文尝试探讨〈布达拉宫辞〉的创作始末，即曾氏对仓央嘉措的人物形塑，以见这位僧王其人其诗在汉地所接受的情况。
《尚书•洛诰》、〈令方彝〉「明保」作何解，乃学界之公案。杨向奎先生提出周公旦字「明保」的说法，存在论证不足及未尽圆融之处，故流传不广，未受学者重视。其实，「明」是周公旦之「字」，乃贯穿《尚书》、金文之通例。《尚书》「明保」并非成语，〈令方彝〉「明保」亦属子虚乌有，周公旦后嗣并不存在「明保」其人。〈洛诰〉应断句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令方彝〉应断句为「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公明」乃「周公子明」之省称，二者毫无牴牾可以互证。
中国文化以「礼乐」为其重要表现方向，能厘清礼乐文明的内涵，便能掌握中国文化之特征。因此，本文透过祭祀意义的相关论述，说明中国文化的自觉表现模式。以下分成三个部分说明此一课题：首先，本文将从自觉、歧异性与统合性切入，说明文化定向的形成并非是生物的自然本能行动之归纳，而是一种自觉的创造性行动，缺乏自觉将无文化活动之可能，进而阐明「礼乐传统」的自觉性创造意义；其次，分析礼乐传统之特质，尤其集中论述价值意识的系统化问题，希望厘清礼乐内涵与具体生活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中国文化以价值意识为统合动力，创造文化定向的内涵，并以祭祀为例，说明上述观点在生活世界的落实；最后，将简要分析礼乐传统下的文化定向，所具有价值与意义。
唐代音乐蓬勃发展，故于唐代小说中出现大量与音乐有关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大抵呈现儒家音乐伦理观的体现和音乐感通万物的演绎两个面向，根据本篇的分析，唐代小说对音乐的书写多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不仅以音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同时于许多与玄宗和安史之乱相关的音乐叙事中，寄寓了唐代政治衰微的关切，甚至在专门记述音乐的小说专书中，反复于此致意，充分展现了「审乐以知政」音乐与政治对应的儒家思维。此外，在唐代小说中亦多见音乐引发万物共振的叙事，特别表现越界的感通交会之上，揭示出音乐可待臻于至境的无限可能，用以传达音乐的绝妙和神秘。而在共振感通的基础上，唐代小说亦多见由知「音」到知「人」的叙述，流洩出士人对知音的渴望。
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后人称为传贻先生，其学始从吕祖谦，后问学于朱熹，为朱、吕门人，排序在黄榦〈勉斋学案〉之后，可见于朱熹门人中的地位，明代《四书大全》保留辅广传学心得，以《论语》、《孟子》为大宗，《大学》、《中庸》绝少，《中庸》有2 条，《论语》440 条，《孟子》391 条，总数达833 条，为朱熹门人当中征引数量最多的弟子，在四书经、注、疏发展当中，成为诠释朱熹旨趣最大宗、也最重要材料。辅广从浙学而来，原就具有汇通学脉的意义，而在庆元党禁时期无惧严令，风雨相随，艰困成学的信念，也具有激励朱门的作用，一生以朱学自持，更足以证明朱熹建构儒学乃是儒者可以一生以之的事业，以此而论，辅广做为朱熹坚定的追随者，乃是纷扰当中朱熹学术得以成立的关键，更何况深入于圣人之学的思考，在经旨与朱注之间，对于圣人、工夫、性理、朱注皆能切己体察，思索得以成己之学，学术纯粹足以化解体证进路的误解，对于性理见解不同，触发朱学更深一层的思考，也有助于朱学体系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