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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六期
出版日期： 2016-12
中国诗歌中的自然（山水、风物）拟人化已见于《诗经》，可谓历史悠久。其中，宋代是自然拟人化取得跨越性发展的时代。就宋诗的自然拟人化而言，最重要的诗人应是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杨万里。本文主要结合「诗眼」、「诗债」等宋代诗学中的独特概念，对苏轼和杨万里诗歌中自然拟人化的表现样态加以探讨，进而阐明他们的自然认识及诗学认识的特质。
本文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自题小照」写作的研究，描绘视觉影像与中国本土抒情传统的对峙共谋、相融相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新的美学意涵。以晚清民国文人诗集（如谭嗣同、康有为、沈曾植、严复、秋瑾等）和20世纪前二十年图文并刊的大众杂志为立论基础，本文关注如下议题：现代文化人在诗中，如何铭刻这一观照自我的抒情的瞬间？自题小照，作为历史久远的文体，它典律化的抒情与伦理的机制在现代的语境中如何运作？诗人如何理解客观化的、过去的、多重的自我影像？女性诗人在凝望自我的过程中，如何对传统性别化的想像进行反拨？这些个人肖像照与题照诗的互动背后的心理与哲学的思辨，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西视觉文化的相同相异的绝佳场域。
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前，白话小说中不重写景，或多袭用诗词套语。《老残游记》以散体聚焦景物描写，而此一与过去小说不同的写景方式也标志着小说写景语言形式的转变。本文即试图将《老残游记》中散体写景技术的出现，置于晚清世界知识网络的交汇以及知识分子对传统及当代学术的实践与反省的脉络中，以重新理解《老残游记》景物书写的意义。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的景物描写是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河川工程学、光学、天文学以及佛学等知识范畴所形塑。刘鹗抛弃章回小说惯用的诗词骈文套语而改以细腻的散体写景，其牵涉的不只是修辞美学或文字技巧的突破，同时也意谓着对于自然景物认识方式的重大转折，以及传统儒学在刘鹗所处的晚清知识网络中的位置的重新思考。
1936年以邵洵美与胡适、梁实秋为主进行了一场「明白／晦涩」的诗论争，而「明白」与「晦涩」的对立，不仅仅是诗本身的问题，更是语言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搭建汉语内在的语言形式的问题。本文认为《尝试集》之后的第二代新诗人，面对初期新诗在讲求文法与大众化效应之下的的浅白简陋，正尝试在英语「文法」以及汉语「语序」这两股拉力之间，透过活软的「章句」、人化的「肌理」，来生成「诗意象」，并形塑汉语诗的「现代诗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香港和广州作为主要诗歌生活空间的鸥外鸥（1911-1995；英文笔名Outer Out），是当时一位既革命、又前卫的重要诗人；然而他的作品却长时间于现代文学史失踪。直到八十年代他重临香港，与当地文学界重新相认，香港文学史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前卫风格惊艳讚叹。本文重读鸥外鸥的早期作品，分析其卓尔不凡、不入时流之处：他的诗风相对当时诗坛的「现代派」如戴望舒等，更加入世，主张介入社会现实，反对含蓄典雅的写作手法；另一方面，他以感官经验作为观察现实的切入点，手法大胆新颖，与其时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大众化」诗潮又不相同。因此备受当时的评论家冷落。然而，本文认为鸥外鸥与其作品，正因为与主流诗学不同取向，更应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
荀子对于汉代经学的传承有着关键地位，这是历来学者所阐述与认同的论点。然而，考究文献历史，可以发现荀子传经的论述，大抵至清代才被大书特书，在此之前多为零星片段。这点可从历来对于荀子传经的论述中探得嫁接与拼凑的痕迹。基本上，荀子之时「经学」尚未形成，甚至亦无「五经」、「六经」的概念，不能以经学时代的后见之明而赋予荀子传经之功。又荀子以「经典」为教材和「荀子传经」是两回事，亦不可混为一谈。应该明确区分先秦与两汉的两种学术型态：「儒学中有经典」与「经学中有儒学」。荀子做为通儒，不会有「经学时代」专于一经的师法系统之传承关系。「子学时代」的通儒以生命的学问为核心，而「经学时代」的经生 则以经典为核心，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不能以后世的眼光去论述荀子与经典的关系。因此，「荀子传经」之论大抵可能是清儒对于「宋学」的反动，利用荀子填补汉代道统的空缺，以建构「汉学」的权威与正当性。
程朱理学自宋代发端后，成为儒学义理进程的重要一环，承继者在其流衍的过程中面对各个学派的挑战、政治社会的冲击时，重新检视、估量义理内涵并进行调整或转化，去肆应不同的议题以延长其生命力。清道咸时期被后世学者称为「理学复兴」时期，即使看来似乎缺少了典范的创新性，但却产生过积极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本文考察理学家方宗诚赓续族兄─反干嘉汉学大将方东树尊崇程朱道统之际，面对国势钜变、社会动荡等纷扰的冲击，在当时社会讲求致用思潮下对程朱理学的转化，建构以经世为核心思想的新型态理学。论究的面向有三：首先，方宗诚淡化了超越层面「心性体证」的体用之学，将形上的体用之学转化为「尽伦尽物」的实存关怀；其次，在体用之学的差异下，对于圣贤图象的形塑，亦由彰显先验而内在本质的「体道人格」转化为讲求落实于经验世界中的「德性践履」；再者，相较于方东树对心学、汉学的严厉批判和辩驳以捍卫朱子的道统地位，方宗诚则转而以实用、济世的角度予以兼容于自身所建构的理学体系之中。依此，道咸时期的理学已转化为重视经世价值，强调具体道德践履以朗现政教秩序之特质，实蕴涵其时代意义。
郑用锡（1788-1858），清代台湾重量级诗人，其人其诗影响北台文学发展甚深。过去评价郑用锡的诗歌特色，大抵不脱「体近击壤」与「宋诗风格」，然而就现存的稿本来看，郑用锡没有提及自己师法何人，包括宋儒邵雍与《击壤集》，也没有主动表明自己宗法宋诗。本文从两面向重探郑用锡诗歌特色：一是重新梳理「体近击壤」与「宋诗特色」的评价历程，说明何以未曾师法邵雍的郑用锡，却与邵雍《击壤集》紧紧相连。二是从郑用锡眼中的典范诗人陶渊明出发，重新了解郑用锡作诗与赏诗的标准何在，以凸显其诗歌中透显的自然与真趣。过去论及郑用锡诗歌，多集中在第一个面向，而忽略第二个面向，故本文重探郑用锡诗歌特色，期能豁显郑用锡诗歌在「体近击壤」与「宋诗风格」的既定评价外，还有自然、平淡、真趣的特质，而这或许是更贴近诗人本身的审美追求。
所谓「九叶诗派」，是指1940年代在《中国新诗》上发表作品的九位重要诗人，标志着当时新诗艺术的高峰。他们崇尚现代主义，跟写实主义的主流相悖。因为政治因素，在50至70年代消失于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及至1981年其《九叶集》面世大受欢迎，才被学术界重新发现。九叶诗人当中，袁可嘉是最具洞察力的评论家，他借鉴英美文学理论和中西现代派诗歌实践，发展出一套可跟左翼评论家针锋相对的论述，又能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透视穆旦等九叶诗人的诗艺特质，成为九叶派诗论的代言人。他强调诗的本质以对抗政治至上的文艺大众化思潮，提倡用间接、迂回的手法来呈现复杂的现代生活经验，推动理性与情感结合的「感性革命」，这些理论正好矫正了新诗散文化和大众化带来的弊端。本文拟对袁可嘉的诗论作整体性分析，解释当中各主要元素之间的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审视他对新诗艺术本质的论述，然后讨论他如何受西方现代主义启发，在反对「人民的文学」过程中建立一种强调复杂性和协调包容的民主思想。第二部分阐释他提倡综合「象征、玄学与现实」的新诗传统，探索背后有何论据和默认。最后从他论新诗「戏剧化」的技术层次开展探讨，进而深入其诗学的核心，指出当中包含着自由主义政治观，跟其民主文化论述互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