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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九期
出版日期： 2018-06
特稿 文心与易道
《文心雕龙》为中国文学评论钜着。所谓「文心」，依作者刘彦和解释，是指「为文之用心」，乃文章撰作之本源。刘氏又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所谓「太极」，见于《周易》，它呈现阴阳合德的易道，为万物生生不已的终极原理。如此则太极易道又为人文创作的本源。刘彦和如何论述「文心」体现易道？又如何说明「文心」开题创作功能？是为本文讨论重点。依笔者探究所得，「文心」一方面致其虚静，可借「神思」而立意；一方面增其觉识，可凭「通变」而谋篇。故「神思」与「通变」为「文心」之两端，其体现易道之关键在此，其开题创作功能之关键亦在此。而秉「文心」以「雕龙」，则为刘彦和此一钜着的撰作首要。
专题稿 李梦阳的文学观念中的地域差异
后人多为明中叶提倡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人集团冠上「前七子」的名号。七子当中除了徐祯卿是南方人，其馀都是北方人。有学者因此认为前七子提倡文学复古，实含有为北方文学争胜的意味。本文通过对此一集团的领袖人物李梦阳的考察，旨在说明地域差异确实是我们理解明代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不过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与竞争的实情却相当复杂，因此，当我们从地域研究的角度分析明代的文学现象时，不宜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而简单地依据历史人物的北方人或南方人的身分下定论。
明代诗学以复古思潮为主流，至晚明竟陵派锺惺与谭元春《诗归》出，风气逆转。失明诗人唐汝询（1565-1659）身当其时，先后编辑选本《唐诗解》及《汇编唐诗十集》。前者乃综合复古派所遵奉之高棅《唐诗正声》与李攀龙《唐诗选》而成，其特色是解说诗意，为读者打开通往诗歌世界的便捷通道；后者则以复古派之立场为基础，正面回应竟陵派之风潮，以十集的架构显示唐诗各种风格，容纳不同的视野，也让不同的诗观论说在十集之内交锋。这个汇编式的文本，其实是唐汝询诗学认知理念的外现架构，是中国诗学论述与选本之学的崭新形式，非常值得珍视。
明代复古派诗号称宗法盛唐诗歌，实则特尊杜甫。晚明陆时雍《诗镜》选杜最多，乍看承此潮流，却特别标举李白价值，甚至加上王维，构成三家并称的鼎立之势。这种观念，对复古派诗学传统造成极大的冲击，同时带来一种盛唐图像的重构工程。本文旨在探究陆时雍借由杜诗批评，重构出何种盛唐图像，并诠释箇中隐含的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首先着墨于陆时雍杜诗批评的「双重基准」，他由「意」与「力」的角度肯定杜诗的独特价值，却亦透过「情」与「韵」的角度批判杜诗悖离诗道。李白作为盛唐巅峰诗人，和杜诗最重大的歧异，尚在于前者的表现型态，擅以素净、含蓄的语言释放出更丰富的审美趣味，是为「不至而自至之妙」。陆时雍之所以特为王维争地位，其实也是出于相类的诗学思索。为具体凸显陆时雍对复古派的冲击，本文进一步考察「漫兴」、「细写」，此二观念实能突破复古派耽溺古人法度、追摹宏大格调的迷雾，积极重建诗的抒情性。最后，本文提出「神韵前史」的概念，试图串连陆时雍大抵可归入清初王士禛神韵说形成前的历史系谱、潮流，却也显露出此说形成前相关诗学论述的复杂面貌。
本文以先秦、汉初最为卓然特立的「杂家」《吕氏春秋》、《淮南子》二书为考察对象，探论其学术倾向、关注议题及其呈显的「孔子形象」。 一、杂家之学以兼采各家之长为方法，故其引用对象遍及各家，难以借由其文献来源证实其学术思想倾向，但考察其引用文献之偏好与用途，可知《吕氏春秋》特意避开《庄子》创发的独特孔子形象，且皆援引孔子事蹟为其论点之依据，可见其接受的孔子形象较符合传统认知；《淮南子》则多因袭道家文献，接受《庄子》变创的孔子叙事。 二、《吕氏春秋》关注「君臣遇合」议题，重视孔子以布衣干君求用的故实，又借孔子之口阐发不得志者的自处之道；《淮南子》则倡导兼取并用之美，故或以孔子虽为圣人仍有所不能为喻，说明各家学说皆有不足，或盛讚孔子兼备弟子之材，标榜融汇兼取的杂家学说。 三、二书皆以孔子的「老师」身分阐述「学」的观点：《吕氏春秋》重视「学」的效用，故孔门弟子皆显荣闻达；《淮南子》则以学为残生害性，故着重描写孔门弟子之夭病死伤。 四、二书之「孔子曰」／「仲尼曰」可区分为三类：一是作为「评论者」；二是借孔子之言，阐述事理，唯此事理并不属于儒家学说；三则是以孔子之言为《老子》注脚，即在「孔子曰」论述之后，添加《老子》原文，使「孔子曰」成为老子哲理的阐发者。《吕氏春秋》采用了前两类，《淮南子》则三类兼具。无论其用途为何，皆反映先秦汉初以孔子为仪表的思想趋势。
学者对七言诗的起源，众说纷纭，或以为出于楚骚，或以为源于乐府，或以为滥觞于民歌。七言诗首见于汉代，但今天所见汉代七言诗极少。魏晋南北朝时期，七言所作渐多，惟当时七言古诗的观念，包含了整齐的七言体和含有杂言的七言体，而且也包含了乐府民歌在内。到了唐代，又有所谓歌行体的七言古诗，这些歌行体的七古，其实是唐代诗人新创的乐府，但也都被视为七言古诗的一种。后人对歌行体与七古的看法，不外两种：一是把歌行等同于七古，一是于七古之外，别立歌行一体，惟从杜甫开始，歌行体已呈现出和七古靠近的趋势。事实上，我们今天谈到唐人的七言古诗，是包含了齐言的七言诗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在内。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唐人齐言七言古诗的声调，排除了杂言的七古，也排除了句句押韵的柏梁体和奇数句的七古，因为这些体裁的七古和齐言七古在声调格律上有很大的不同，无法等量齐观，同文并论。惟本文的七古则包含了歌行体和乐府诗中的齐言诗。另外，在取材上本文则以李白、高适、杜甫、韩愈、李商隐等重要诗人为主。 唐人齐言七古又可分为转韵七古和一韵到底的七古。在平仄声调上，转韵七古往往杂有律句，这种情形在近体成熟之前，只能说是偶合于律句，但在唐代近体成熟之后，则是诗人意识地创作了。一韵到底的七古在形式上可分为平韵和仄韵两类。明清以来的论诗者都认为，平韵到底七古不可杂入律句，仄韵到底七古因为用仄韵，已和近体诗用平韵有别，不会落调，因此可掺杂律句。但本文以检索统计的方法研究后发现，实际情形和明清人之说是有出入的。
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影响近现代台湾《诗经》与《尚书》研究甚深，此学界共知之事实。而傅斯年史学观点受王国维启发，且其史学思想与《诗》、《书》研究重点，更引导屈万里先生的经学研究，此一脉络，学界少见论述，本文即缘此深掘。 本文拟欲深入探讨的两大问题为：第一、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内涵，以及屈万里先生对王、傅二人史料观点与运用之发展。第二、傅斯年《诗》、《书》研究的核心重点及其思维，以及屈万里先生对傅斯年之发展。经由本文论述，将欲勾勒出从王国维到傅斯年以迄屈万里先生，在史料观点与《诗》、《书》研究思维之传承与发展之具体内涵，从而确立此一学术发展之过程与转变。
熊公哲先生半生精勤，出入经史子集，以圣人之言，贯穿群学；一生致力教育，又经办「孔孟学会」，戮力于发扬孔门学说；治经屡陈致用之意、修身躬行之要。先生未有《春秋》学专着，然其着作所论《春秋》之生发、三传流衍及治《春秋》之方法等，咸有深论；其论以礼为《春秋》根荄，以身通为标的，脉络清晰。 先生强调不宜单以「儒者」看待孔子，盖孔子不仅集周文化之大成，复又于周文几成废墟时开创六经；尤其《春秋》之作，本礼以笔削，透过属辞比事以治乱世，故先生明言本身之实践精神来自仿效孔子作《春秋》经世之志。先生兼综三传阐释经义，对《春秋》学流衍，亦以「流变」、「遵时」为中心精神，故对各时代阐经特色皆能发其独擅之处。 综观先生《春秋》学体系大抵来自综纳前贤之说，但于王霸德礼等细微处，辨之再三，此效孔子《春秋》讥刺褒贬不容巧诈者有所插隙也；于下学上达之旨亦往复叮咛，循循诲后学透过「道学问」往「尊德性」驰进，洵可称为践履身通之《春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