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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14-12
特稿 山水诗也是工夫论
本文将谢灵运山水诗当作此一诗歌题材的典范，山水诗和玄言诗同是玄学的产物，山水诗强调主体的玄心与山水的质有而趣灵。山水诗因含有转化主客体现实状态的作用，因此，山水诗可以说有工夫论的义涵。本文借着脱情、贞观、赏心这些主体转换的语词，以及形媚、理感这些客体转换的语词，指出中国山水诗在实践哲学上的作用，亦即山水诗有工夫论的内涵。如果山水诗的创作可以视作主体转换工夫的一环，那么，美学的工夫论一词当可成立，工夫论不只是宗教型的修行者才能使用的词汇。
《老子》虽仅五千言，其相关于「道」的哲学义涵却极其丰富，它们成就了《老子》哲学在后世的多元开展。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学术性格的个人或族群，对于《老子》「道」的义涵常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就汉代道家学者或文献对于「道」的理解而言，往往不是「气」，就是「术」。凡着重推阐「道」崇高、虚无的本体质性、至高理则，或体道者高妙的入道情境时，都因沿《老子》「道」的原称。凡涉及「道」的生成与「身」之修养时，则多引介「气」来替换「道」，解证其生成与修养之理。一旦涉及汉人甚为重视的治政、经世之论时，则往往直接以「术」称代「道」。而当由道家转入道教，由哲学转入宗教时，「道」则被落实成为方便持守的「诫」，或可以依皈膜拜的神灵──太上老君。
汪琬（1624-1691）与钱谦益（1582-1664）同宗归有光，然汪对钱屡有批评，学界对此一直是扬钱抑汪，未给予足够重视。分析汪对钱的批评，当可理解为何二人同宗归有光，却又存在矛盾。本文以为，钱强调内在的「性情与学问」与汪琬特重外在的「文法论」，正是矛盾所在，更反映了清初古文发展的复杂面向。本文梳理时人记载及评价，还原论争面貌，从中分析二人文学观的冲突，认为钱对「俗学」与「谬学」的解释引起汪的不满。钱以「性情学问」的角度否定南宋理学及明代复古派，汪则以「文道与文法」的角度加以肯定，产生矛盾。此外，本文厘清并回应青木正儿所言二人同宗归有光，取法有别的说法，认为钱谦益以道，汪琬以文，正是二人之别，补其系统未详之论。
本文主要以王梦鸥先生发表于1950 年代的〈中国艺术抽象观念化〉一文为切入点，借此探索王梦鸥撰写此文的时空背景与影响其观念的思想资源为何。此文虽是以中国艺术为讨论的对象，但由于其中所引用如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希德布朗（Adolf von Hildebrand，1847-1921）、华林格尔（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等人之学说，实反应出曾经留学日本的王梦鸥，有可能透过日本的管道，对西方近代文艺观念的发展有所掌握。而这些西方学说的引介，不仅对当时台湾画坛上现代画的形塑有所启发；同时，我们也发现，王梦鸥此文对抽象观念的阐释，亦对其日后美学体系的「神游论」产生相当的影响。因此，为了能进一步观察，王梦鸥如何融合中西的学说，进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实有必要对于王梦鸥抽象观念形成的思想资源及其内容，加以深究。借由本文的分析可知，黎格尔讨论装饰艺术时所强调的「艺术意欲」、「平面化」、「固定化」；希德布朗讨论「形式问题」时所指出的「视觉感」与「触觉感」；乃至于华林格尔所提出有别于李普斯（移情说）的「抽象冲动说」等学说，皆影响了王梦鸥对于中国艺术抽象观念的思索。
胡适当初期待的「文学的国语」，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馀光中。五四新文学运动使得中文的主流由文言变成了语体，这是一个新范式的出现，由于稚嫩，当时许多作家、学者纷纷在书写上进行不同的尝试，并乞灵于西方的表达方式，不论有意、无意，也无论或良或窳，「欧化／西化」的痕迹普遍见诸现代中文。馀光中既是教师，又是作家，既谙中文，复晓英文，并曾从事翻译，他数十年对现代中文的亲历与讨论乃是出自中、英文的比较视野，有别于本位主义的立场。本文试借着馀光中的论述与实践，勾勒其对现代中文及其欧化现象的观察与评论。此外，本文发现其早年遣词行文明显与其后观念相悖的状况，换言之，他后来的见解是在一动态思考与实践历程中形成的，这种种摸索，对现代中文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参鑑意义。
舒巷城（1921-1999）确立了二次大战后香港的本土书写传统，这点已逐渐被评论家所公认。本文试图考察，这种重新肯认「家」、「乡」的书写角度，所形成的地志书写特色，地志中对于「家」与「乡」的描写，究竟形成怎样的艺术魅力？又要如何放置在1950 年代到1960 年初期的时代氛围中加以诠释，借以说明乡土作家所展现的本土意识？从舒巷城作品可以看到香港的本土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一个非左翼、非右翼，同时又是殖民者缺席的「乡土」空间。舒巷城文学的意义，正在于默默持守香港作为「家园」的基本价值。当意识型态话语在冷战氛围中满天乱飞之际，舒巷城的地志书写与本土意识便像是定风石与引路旗，让追随者可以顺着来路知道自己的身世。于是乎，读者才能在每一次阅读舒巷城小说时，一再确认家园香港的容颜，也就是确认故乡的恒在，此在！
若尊重儒者作为引读经典的解人该身分认同，遵循某注疏体例对待典籍、引导读者的方式来看待注解，我们将发觉经注实可视作是纸笔间展开的，那注经者面对预想读注者开示经旨的喻道场合。本文锁定朱熹（1130-1200）《四书章句集注》进行研究。我们发现：该经注乃注者自宋儒经说（主要是二程）闻道，决意采诵经指南形制以图发挥引领诵习功效的注解。借此简明注本，朱熹上溯古来圣君贤相授受至道的谱系，揭明《四书》乃未得君师位置的孔门祖孙（孔子、子思）、师徒（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传喻至道的场合或语境，且申明自家即从《四书》晓闻道旨的经验；于是面对《章句集注》的预想读者，他作注乃承接圣贤授受传统的又一次讲道场合或语境了。在注经行动中，朱熹一本《四书》语文特色，他或者侧重解析章句，或者务力咀嚼文意和勾联文脉，从而举扬了《大学》、《中庸》里的「格致」、「诚意」和「慎独」，《论语》、《孟子》里的「克己复礼」、「求放心」和「存夜气」，以呼应尧、舜、禹来的「允执厥中」、还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谆谆告诫。职是，借着对经典语文的再三致意，朱子的道统大业终将趋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