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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八期
出版日期： 2017-12
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首先，围绕着题写名胜，出现了先行者以一篇诗作「占据」一处名胜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又意味着什么？其次，名胜被占领之后，后来者该怎样题诗？李白以模仿、挪用和改写为手段，屡次与崔颢犄角相争，或易地再战，必欲反宾为主，后发制人，其结果是参与构造了一个「互文性」的名胜风景。互文性的风景是可以移动的风景，不受制于某个特定的地点，因此与题写名胜的即景诗大异其趣。作为强力诗人，李白回应压力，挑战前作，甚至诉诸语言的、象征的暴力。但他并没有真正颠复前作的范本，或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而是凭借无懈可击的圆熟技艺，在互文风景的既成模板中完成了句式结构的调整和诗歌意象的延伸性替换。他不仅回应崔颢，还向崔颢的先行者沈佺期致敬，并因此将崔颢的〈黄鹤楼〉诗也纳入了同一个互文风景。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强力诗人个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他如何与先行者或当代诗坛的佼佼者捉对厮杀，并且后来居上。重要的是，李白凭借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具有自我衍生与自我再生产的机制和潜力，既可能导致重复模仿，也可能产生像李白回应〈黄鹤楼〉诗这样的精彩系列。其三，自李白以下，诗人对此做出了各自的回应，包括他们自诩的「江山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和「缺席写作」的方式。从他们的回应中，我们读到了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古典主义范式的基本属性，它的所为与不为，潜力与极致。具体来说，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
本文聚焦于西南地域中的「粤西」（当今地理中国的「广西」），以邝露《赤雅》为主要考察对象，并旁及魏濬《峤南琐记》、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王士性《广志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等笔记，关注其涵盖的知识面向，剖析其书写的语境、呈现的笔法及其阅读的效应。透过细读与研索，再现宦游西南、行旅粤西者的空间经验，彰显其文学意涵。 文中考察《赤雅》一类行旅笔记所显现的粤西族群与异域知识，奇观胜景与古典范式的地理书写，辨析「笔记」的文化情境、文本传播与书写型态，进一步审视知识的观看之道，反思文学性的表现手法。透过本文之考辨，一者可丰富西南地域的文学研究，亦可探讨笔记此文类的知识向度以及向来被隐藏的文学想像。
清代干嘉时期考据学大盛，许多文人都有金石之嗜，这种赏玩和研究的心得流而为诗，催生了金石诗。现代的文学史一般采用了袁枚等性灵派人士的评价，批评这种诗歌死气满纸、缺乏性情。本文细析翁方纲对广州九曜石考订后写出的金石诗，认为他有意与咏物诗分别开来，以新的物我关系发展出新的创作方法，重新演绎了知识和文学的关系。当时，响应撰写考订诗的人不少，也不乏讚赏考订诗的声音。本文认为，金石诗在当时已经构成一个附带政治权力的话语系统，参与者利用这种诗去完成自我想像，在文物光耀的皇清盛世下寻求不朽可能。
专题稿 周作人「博物」论述中的《花镜》
本文探讨明清之际文人谱录《花镜》，在周作人「博物」论述中的意义。《花镜》不仅较西方博物学或生物学，更早为周氏感知外物与思维世界的方式，带来潜移默化的启迪；且博物学或生物学，也相对调整其解读视野。《花镜》既对周氏探索「自然」「如何」可能脱离「经学」脉络，成为实地「观察」对象，进而「书写」成文的可能启发；另一方面，也触及他「为何」要拿「谱录」与「经学家」书斋之「考名物」作对比─这就与《花镜》在周氏阐发「思想问题」上的「应用」有关。而周氏「博物」论述中的《花镜》，在人生问题与书写方式的重叠观照下，遂与现代知识、文学运动与「新道德」产生交集。
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轴，而「道德哲学」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以「价值意识」为特色的倾向，当即是我们探索中国文化时，必须重视的地方。以此观之，强调价值意识、价值活动的儒家立场，便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具体人间性格的源头。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兴趣高于对「物」的兴趣，同时也注意到「天」的因素之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重视「人」的具体现实生命的同时，也企盼一种超越力量的介入，希望透过此种力量保证了人间理想的落实。这种思想的形态，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即是「天人思想」之型态。然而，上述这些现象当然反映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但现象背后的哲学之建构究是如何？恐更应加以处理。尤其，当这样的思考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与价值行动系统时，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此，基于此，本文乃从「下学上 达」与「仁义内在」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的道德哲学与超越性的关系，借此说明儒家学术的特征。以下将分成三个部分进行讨论，首先，分析古代儒者心中的理想人格形象特质，并说明此形象保留了「理性化」之痕迹，而其关键则在于「道德意识」。其次，从「学」的角度讨论儒家思想重在人事之学，但此「学」实贯串历史文化传统与永恒之超越性。最后，点明「下学」之能「上达」的主张，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内在道德主体，所以，古代儒者盛言「仁义内在」之思想。
《周易图》为多元辑收之图说《易》着，机械化的图式结构背后，反映出庞博蕴奥的思想内涵，妙司神契，造微诣远，多有可考索探析之处。以图式模式建构卦变之说，乃至以卦变主张作为易学之重要论述观点，为宋代易学关注的普遍现象，《周易图》中亦广取诸卦变之图式，故本文专取与卦变有关之图式，作为探述之主要论题。《周易图》辑制之卦变图说，包括〈序卦图〉、〈杂卦图〉、〈八卦推六十四卦图〉、〈干坤交成六十四卦图〉、〈八卦生六十四卦图〉、〈李氏六卦生六十四卦〉、〈干坤大父母图〉、〈复姤小父母图〉、〈八卦司化图〉、〈十有八变成卦图〉等图式。透过检索有关图式，进行各卦变之说的主要模式与具体内涵之理解分析，同时确立宋《易》图说于此发展之重要关注取向与传衍系谱。
韩元震（1682-1751）由「气」见「理」，以「气」论「心」，立场鲜明，为栗谷学派后起健将，与同门李柬（1677-1727）针对「人物性同异」问题，产生相异的见解，往复辩论，形成朝鲜后期一场重要的学术论争，称为「湖洛论争」或是「湖洛是非」。事实上，韩氏撰有《朱子言论同异考》，全书六卷，共计三十九门，并附以《论孟辑注或问》，由义理而及于经解，乃至于史传文字等，朱熹学术无不涉及，牵涉既广，体系庞大，本文以《四书》为范围，考察韩元震于朱熹书信、语录、经解文字当中，分析相歧说法，以定朱熹学术究竟。韩氏推断细密，成果斐然，细节之间，得见朱熹反复锤鍊，一生思索的历程，终于在后人以朱证朱的诠释方式当中，甚至援朱以附陆的情况下，引导回归于朱熹学术思考正途，在理学、心学之分，汉学、宋学之辨，门户歧出之中，具有平抑作用，不仅树立朝鲜朱学主体意义，对于朱学更有推进作用。
本文主要从「悲剧」着眼，以此重估1911年以前王国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探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忧生、忧世」，对世界有如是先在悲剧的认识，那是身处世变之际王国维的切身感受，也成为他由此超越末世的反思之道，而他对传统文学于是有了具哲理悲剧的「只眼」创造。他在1911年以前的文学活动尽管型态互异，但悲剧「之眼」贯穿了小说、诗词与剧本批评，本文详细讨论了其中的旨趣与挪移。 从抉发《红楼梦》的解脱精神，而至《人间词话》里因醒与痛之交嬗不息而顿生崇高之感，再迄于《宋元戏曲史》中对悲剧人物行动伦理道德价值之张扬，在在都显现了他因应现代、重塑中体的努力，悲剧之眼打开新的文学批评境界。然而，这种美学直观原也要通向伦理价值，也因此让他意识到对个人小乘式的解脱不能满意，加之又无宗教终极信仰，第一期哲理探索遂无能为继；转向填词之后，却意外在词话批评的断简里，以文字的跳跃、近乎诗语的引譬联想，打开新的中西混融艺术境界。然而文学境界终究不能成为实际生活的等值之物，只能是在象征层面上肯定了苦难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他又只能「遁而作他体」，进而以先行者之姿进入全新的剧曲研究，而终于抉发出、成就了中国的悲剧，可谓「只眼」。 这些考察突出了他文论中的视觉现代性，由是说明了他在激进时代里的先行者身分。在王国维美学－伦理学的理论视野里，他始终更偏向了后者，而本文揭开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解脱，迄于《宋元戏曲史》里对悲剧伦理之肯定，其中所开展与完成的当不止有文学批评上的意义，那还让王国维成为古中国之「招魂人」，「三纲六纪」已然依附于其上，那即是陈寅恪所称的「文化讬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