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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六期
出版日期： 2006-12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本小说，逼真描绘人们生活与文化，通俗而朴实，接近当时社会文化的实况；其中「入话」扮演引导大众进入正话的关键角色，充分显现大众艺术的特征。「入话」里可能包含着大众的心理、作者的修辞、社会的倾向，以及市场经济的多元现象、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等。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入话」，具体呈现大众艺术的多样层面。 写作者特别留心入话之运用，借以收到引导读者的效果；因此除了内容以外，也注意入话在形式、结构、叙事等方面上所使用的艺术技巧。这些过程都与「大众化」密切关连。换言之，入话比起正话，更能具体显示多元的大众艺术。从此可知，写作者借由入话形式之运用，不但具体表现其中蕴含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内涵，同时也引领读者，使他们易于进入阅读过程。经由对宋元话本小说中之多样入话形式加以详细分析，可探知当时代读者（听众）对小说表演上的不同要求。这种需求直接反映在作者的叙事技巧上，因此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大众化」艺术。
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中，白银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使用却随处可见。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表明朝廷禁令对官民的实际约束力相当有限。由此可见，以小说情节中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来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这不仅提示我们充分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更让我们领悟到「史料二重鉴定法」的重要价值。
本文主要针对《型世言》「如何型世」与「为何型世」这两问题进行探究。由注重义法的语流之考察、拟书场的时空语境以及在「时事」、「造史」、「造经」之间的文化选择三方面，分别叙述《型世言》「立言」的纵深度和特殊聚焦，审视陆人龙与陆云龙兄弟编织故事、评论与宣传思想之间，文本及评点、议论、篆刻用印等各方面文化生产所透露的演述技巧与大众化倾向。 文中指出：《型世言》在演述的实际语境里，结合立论与审美，强化劝惩的文体意识，融合时事、造经、造史的文学艺术创化，借由「葫芦格」的话本形式，细腻的编织语流、融合「图──文」传统时空思维，兼顾「俗趣」与「理趣」等小说修辞，其创作意图不仅是时事与历史结合的纵深向度，「言」的强调，即其论世的基本命题，乃是对「立言」传统的典范回顾，陆氏兄弟力图借小说文类表明对历史流向的主观把握与诠释权力。
新出土之〈四十二年逨鼎〉属非「册命」性质的赏赐铭文，铭文中有「 书」、「册 」二新见语词。鼎铭之相关考释甚夥，于「 」字多迳释读为「赉」，唯王辉先生曾详加讨论，其说据《说文》：「赉，赐也」，云「 书即赐书，册 即册赐」，然考诸西周铜器铭文与先秦文献，此二词之义终莫能明。本文拟对此问题重新检讨，由「 」字在铜器铭文中之用例出发，复与「册命铭文」所记仪节程序及用语相互参证，并借由新见语词之探讨，对援引铜器铭文「册命」二字以命名之「册命铭文」，提出命名原则之检讨。主要结论凡数事：一‧「 书」之「 」（赉），在铭文、典籍中，绝不用于实际「册命」过程，「 书」实有别于「册命」时之「命书」，其意仅为记载赏赐之命的书简，不具「册命」意义。二‧「册 」于鼎铭中二见，首一「册 」，未可比诸铭文中因省略文词而出现之「册易（锡）」，「册 」系「以册 之」之意。至于后一「册 」，与「受册，佩以出」比较，鼎铭或当读为「受册， 以出」，「 」假借为「系」，「系」与「佩」意义相近。三‧据新见〈四十二年逨鼎〉，始知西周赏赐之命亦书于简策，据此推寻「册命铭文」命名之意，「册命」之名与此类铭文「封官授职」之实，乃名实不相符，不若仍用旧称之「锡命」以名之，既较近于古，亦较近于实。
《山海经》中的海中「蓬莱山」，发展到秦汉时期，以海中的「三山」或「五山」的地貌形式，寓讬着初民对不死仙境的企求与想望。日益增衍的蓬莱三神山神话，其中对海底大壑、海中巨灵、海上他界的书写与想像，积淀着先民对于大海的宗教情怀、哲学思辨与宇宙思维，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本文重新检视传世古籍，《山海经》、《列子》、《列仙传》、《海内十洲记》、《拾遗记》等文献中有关「蓬莱山」的零散记载，发现在这些片段、随意、简短的有限蓬莱文本中，其意象、情节如「渤海」、「大壑」、「归墟」、「巨鼇负山」、「龙伯大人」等，皆与「大海」关系密切，蕴涵着初民对海洋的浪漫想像、地理观察，以及宇宙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实具有丰富的「海洋」（原水）思维，神话语言书写表面的「随意性」，潜隐着先民的世界观与宇宙思维。本文即采比较神话学的研究方法，从神话的母题分析入手，尝试在学界已有定论的论题上，重新检视和探讨蓬莱神话的所具有的海洋思维及其在古代宇宙论上的意义。
〈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元稹对故事中人物的刻划及其心理的描写，在唐人中实无出其左右。故事中的张生在面对慾念的诱惑与仕途功名的选择，以及莺莺挣扎于情慾释放与礼教束缚冲突，具有个人与社会的深层交错关系。本文以精神分析学为解读的线索，探寻〈莺莺传〉中「情慾／礼教」的冲突如何透过「自我／社会」的反转认知，达到一个「内／外」拉扯中的连结与断裂。此外，作者元稹与其小说中的主角「张生」两者所形成之镜像关系，有着作者的心理投射，从「他者」所获得的社会肯定来达到自我救赎。再从语言与象征所构筑成的一个两性情爱世界，更可进一步反省小说文本如何反映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从中分析出〈莺莺传〉的深层意识。
钱选是宋末元初遗民中最富盛名，也是最重要的画家。无可讳言，遗民恒常处在一个时空错置的文化框架中。身为一位遗民，站在历史、家国的废墟前，面对漂泊、离散的生命经验，及流逝不返的时间之河，钱选往往在诗／画互文修辞的对话空间中开展出故国／新朝、现实／理想、现世／历史反复辩证的论题，指涉出遗民时空的错置感：在世变格局的现实空间中错置、构连出传统文化的记忆空间，从而形塑为一个独特的遗民时空场域。 全文先从「仙隐与閒居」、「怀古与记忆」、「待渡与伤逝」三向度，厘析钱选诗／画互文修辞的对话主题与精神心理结构；继而从「时空的错位与历史的回音」，分析其诗／画互文修辞对话空间所呈现遗民生命存有虚空化的心理情感，及其中所再现的复古形式与所深蕴的历史情怀。透过诗／画互文修辞的转喻机制，钱选也展演出一种新的文化想像，进而在文艺创构的空间中建构自我成为操演文化建制的欲望主体，因而或可说钱选诗／画互文修辞的对话空间，虽传述出遗民作为欲望主体永恒性的文化乡愁，却也同时表述为一种超离于现实社会的文化建制行动，而得以跨越世变中遗民主体文化身分边缘化与生命境遇无常性的深层悲哀。末则论述钱选在开放性时空视域的笔墨结构中所释放出「新古典式」的「怀古」之情，不仅独具高度个性化的美学风格，其「以古非今」，运用「非形象」的「反图绘」画法，更导致中国绘画图式结构支配性审美规范的移位，而成就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艺术地位。
本文从诠释学的思潮切入，探讨惠栋易学以汉代象数为标帜之下，体察其易学的时代性，尝试用当代诠释思潮中「历史图像」与诠释学方法论作简要检视，并概括出其易学在现代诠释学下的定位。同时从宏观的经典阐释角度，以进行反省与检讨，客观地认识惠栋易学的时代意义。 惠栋易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复原汉《易》的本来面貌，以求「真」与求「实」的价值追求，作为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核心所在。但是，惠栋对《周易》的解释过于「纯粹」、过于单面化，缺乏较具哲学思想的义理性内容，窄化了《周易》作为一部哲学性经典原本可以有更为复杂而多面的丰富内容。惠栋以纯粹的象数作为论述内容，哲学性的表述张力不够，不能受到普遍的重视与认同。惠栋关注文字诂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面向，将意蕴丰富的诠释学问题转化成较为简单的文字训诂学问题，难以达到诠释的循环性之层次。惠栋通过语言与文献的考古，其诠释的价值或特色，主要在于《周易》经典的文本之复原、本义的确立，也就是《周易》古义的确立，以及实事求是的诠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