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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六期
出版日期： 2006-12
中國古典小說中的話本小說，逼真描繪人們生活與文化，通俗而樸實，接近當時社會文化的實況；其中「入話」扮演引導大眾進入正話的關鍵角色，充分顯現大眾藝術的特徵。「入話」裡可能包含著大眾的心理、作者的修辭、社會的傾向，以及市場經濟的多元現象、雅俗共賞的審美情趣等。宋元話本小說中的「入話」，具體呈現大眾藝術的多樣層面。 寫作者特別留心入話之運用，藉以收到引導讀者的效果；因此除了內容以外，也注意入話在形式、結構、敘事等方面上所使用的藝術技巧。這些過程都與「大眾化」密切關連。換言之，入話比起正話，更能具體顯示多元的大眾藝術。從此可知，寫作者藉由入話形式之運用，不但具體表現其中蘊含的審美情趣與藝術內涵，同時也引領讀者，使他們易於進入閱讀過程。經由對宋元話本小說中之多樣入話形式加以詳細分析，可探知當時代讀者（聽眾）對小說表演上的不同要求。這種需求直接反映在作者的敘事技巧上，因此呈現出不同層次的「大眾化」藝術。
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紙幣，禁止白銀作為貨幣流通。然而，在這一時期的小說戲曲中，白銀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使用卻隨處可見。這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生動反映，表明朝廷禁令對官民的實際約束力相當有限。由此可見，以小說情節中人們廣泛使用白銀來證明《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初年，未必可靠。這不僅提示我們充分注意朝廷律令與實際生活的差距，更讓我們領悟到「史料二重鑒定法」的重要價值。
本文主要針對《型世言》「如何型世」與「為何型世」這兩問題進行探究。由注重義法的語流之考察、擬書場的時空語境以及在「時事」、「造史」、「造經」之間的文化選擇三方面，分別敘述《型世言》「立言」的縱深度和特殊聚焦，審視陸人龍與陸雲龍兄弟編織故事、評論與宣傳思想之間，文本及評點、議論、篆刻用印等各方面文化生產所透露的演述技巧與大眾化傾向。 文中指出：《型世言》在演述的實際語境裡，結合立論與審美，強化勸懲的文體意識，融合時事、造經、造史的文學藝術創化，藉由「葫蘆格」的話本形式，細膩的編織語流、融合「圖──文」傳統時空思維，兼顧「俗趣」與「理趣」等小說修辭，其創作意圖不僅是時事與歷史結合的縱深向度，「言」的強調，即其論世的基本命題，乃是對「立言」傳統的典範回顧，陸氏兄弟力圖藉小說文類表明對歷史流向的主觀把握與詮釋權力。
新出土之〈四十二年逨鼎〉屬非「冊命」性質的賞賜銘文，銘文中有「 書」、「冊 」二新見語詞。鼎銘之相關考釋甚夥，於「 」字多逕釋讀為「賚」，唯王輝先生曾詳加討論，其說據《說文》：「賚，賜也」，云「 書即賜書，冊 即冊賜」，然考諸西周銅器銘文與先秦文獻，此二詞之義終莫能明。本文擬對此問題重新檢討，由「 」字在銅器銘文中之用例出發，復與「冊命銘文」所記儀節程序及用語相互參證，並藉由新見語詞之探討，對援引銅器銘文「冊命」二字以命名之「冊命銘文」，提出命名原則之檢討。主要結論凡數事：一‧「 書」之「 」（賚），在銘文、典籍中，絕不用於實際「冊命」過程，「 書」實有別於「冊命」時之「命書」，其意僅為記載賞賜之命的書簡，不具「冊命」意義。二‧「冊 」於鼎銘中二見，首一「冊 」，未可比諸銘文中因省略文詞而出現之「冊易（錫）」，「冊 」係「以冊 之」之意。至於後一「冊 」，與「受冊，佩以出」比較，鼎銘或當讀為「受冊， 以出」，「 」假借為「繫」，「繫」與「佩」意義相近。三‧據新見〈四十二年逨鼎〉，始知西周賞賜之命亦書於簡策，據此推尋「冊命銘文」命名之意，「冊命」之名與此類銘文「封官授職」之實，乃名實不相符，不若仍用舊稱之「錫命」以名之，既較近於古，亦較近於實。
《山海經》中的海中「蓬萊山」，發展到秦漢時期，以海中的「三山」或「五山」的地貌形式，寓託著初民對不死仙境的企求與想望。日益增衍的蓬萊三神山神話，其中對海底大壑、海中巨靈、海上他界的書寫與想像，積澱著先民對於大海的宗教情懷、哲學思辨與宇宙思維，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本文重新檢視傳世古籍，《山海經》、《列子》、《列仙傳》、《海內十洲記》、《拾遺記》等文獻中有關「蓬萊山」的零散記載，發現在這些片段、隨意、簡短的有限蓬萊文本中，其意象、情節如「渤海」、「大壑」、「歸墟」、「巨鼇負山」、「龍伯大人」等，皆與「大海」關係密切，蘊涵著初民對海洋的浪漫想像、地理觀察，以及宇宙現象的描述和解釋，實具有豐富的「海洋」（原水）思維，神話語言書寫表面的「隨意性」，潛隱著先民的世界觀與宇宙思維。本文即採比較神話學的研究方法，從神話的母題分析入手，嘗試在學界已有定論的論題上，重新檢視和探討蓬萊神話的所具有的海洋思維及其在古代宇宙論上的意義。
〈鶯鶯傳〉是唐傳奇中的名篇，元稹對故事中人物的刻劃及其心理的描寫，在唐人中實無出其左右。故事中的張生在面對慾念的誘惑與仕途功名的選擇，以及鶯鶯掙扎於情慾釋放與禮教束縛衝突，具有個人與社會的深層交錯關係。本文以精神分析學為解讀的線索，探尋〈鶯鶯傳〉中「情慾／禮教」的衝突如何透過「自我／社會」的反轉認知，達到一個「內／外」拉扯中的連結與斷裂。此外，作者元稹與其小說中的主角「張生」兩者所形成之鏡像關係，有著作者的心理投射，從「他者」所獲得的社會肯定來達到自我救贖。再從語言與象徵所構築成的一個兩性情愛世界，更可進一步反省小說文本如何反映自我與社會的關係，而從中分析出〈鶯鶯傳〉的深層意識。
錢選是宋末元初遺民中最富盛名，也是最重要的畫家。無可諱言，遺民恆常處在一個時空錯置的文化框架中。身為一位遺民，站在歷史、家國的廢墟前，面對漂泊、離散的生命經驗，及流逝不返的時間之河，錢選往往在詩／畫互文修辭的對話空間中開展出故國／新朝、現實／理想、現世／歷史反覆辯證的論題，指涉出遺民時空的錯置感：在世變格局的現實空間中錯置、構連出傳統文化的記憶空間，從而形塑為一個獨特的遺民時空場域。 全文先從「仙隱與閒居」、「懷古與記憶」、「待渡與傷逝」三向度，釐析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對話主題與精神心理結構；繼而從「時空的錯位與歷史的回音」，分析其詩／畫互文修辭對話空間所呈現遺民生命存有虛空化的心理情感，及其中所再現的復古形式與所深蘊的歷史情懷。透過詩／畫互文修辭的轉喻機制，錢選也展演出一種新的文化想像，進而在文藝創構的空間中建構自我成為操演文化建制的欲望主體，因而或可說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對話空間，雖傳述出遺民作為欲望主體永恆性的文化鄉愁，卻也同時表述為一種超離於現實社會的文化建制行動，而得以跨越世變中遺民主體文化身分邊緣化與生命境遇無常性的深層悲哀。末則論述錢選在開放性時空視域的筆墨結構中所釋放出「新古典式」的「懷古」之情，不僅獨具高度個性化的美學風格，其「以古非今」，運用「非形象」的「反圖繪」畫法，更導致中國繪畫圖式結構支配性審美規範的移位，而成就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獨特的藝術地位。
本文從詮釋學的思潮切入，探討惠棟易學以漢代象數為標幟之下，體察其易學的時代性，嘗試用當代詮釋思潮中「歷史圖像」與詮釋學方法論作簡要檢視，並概括出其易學在現代詮釋學下的定位。同時從宏觀的經典闡釋角度，以進行反省與檢討，客觀地認識惠棟易學的時代意義。 惠棟易學的核心價值在於復原漢《易》的本來面貌，以求「真」與求「實」的價值追求，作為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核心所在。但是，惠棟對《周易》的解釋過於「純粹」、過於單面化，缺乏較具哲學思想的義理性內容，窄化了《周易》作為一部哲學性經典原本可以有更為複雜而多面的豐富內容。惠棟以純粹的象數作為論述內容，哲學性的表述張力不夠，不能受到普遍的重視與認同。惠棟關注文字詁訓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的面向，將意蘊豐富的詮釋學問題轉化成較為簡單的文字訓詁學問題，難以達到詮釋的循環性之層次。惠棟通過語言與文獻的考古，其詮釋的價值或特色，主要在於《周易》經典的文本之復原、本義的確立，也就是《周易》古義的確立，以及實事求是的詮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