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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七期
出版日期： 2007-06
與海有關的神話研究，向來較受忽略。學者以為先民最初居處西北平原，距海遙遠，且中國自古重視陸權、發展內陸文明，因此與海有關的神話原本不甚發達。然而，《山海經》裡，原始海神正以凌厲樸野的形象鎮守海陸交界，而與海有關的變形神話以及紛繁羅列、珍怪奇偉的海外異域與海上樂園，更反映初民對茫茫大海的情思寄託與奇幻想像。本文試從神話原型理論及宗教現象學觀點，探索集蛇鳥於一身的海神形塑可能蘊藏的原始海洋信仰內涵；並自大海意象的原型內蘊與宗教象徵切入，重探精衛填海及海上姑射、蓬萊等神話主題意蘊。除藉此抉發古代海洋神話的特色與內涵，並希望能賦予古老神話以新的詮釋向度。
新樂府於盛、中唐成就精采，其議論時事，述民疾苦，為中國諷諭詩歌的經典。學界過去論新樂府，多限於杜甫、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少數詩人的代表作，而未能全面篩檢並考察初唐以至晚唐的所有新樂府，以觀其流變，也因而未能精切標誌出新樂府發展中具有轉關意義的詩家。\r 本文經通讀《全唐詩》，得出全唐新樂府六百四十一首，梳理其發展軌跡，發現自初唐詩人零星偶作以來，李白的廿一首新樂府為首見較為集中的嘗試，既啟動了唐樂府對漢魏樂府社會精神的復歸，也為樂府開創了以新題諷諭時事的新局。元結與杜甫的新樂府臻於成熟，正以此為基礎。元結三十五首與杜甫極其大量的六十五首新樂府，雖同時出現於盛唐之末，共同揭啟了中唐新樂府的創作風潮，然其二者的諷諭主題、形式特徵與發展路線，卻彼此迥異。中唐新樂府大盛，參與詩人及作品之多，冠於全唐，漢樂府特徵也於此際得到最全面且出色的再現，尤其李紳、元稹與白居易，自杜甫與元結的雙線發展中，提煉了雙方的長處，取捨有道，兼融並用，對新樂府有綰合再造之功。然至晚唐，中興夢碎，一場甘露事變，使政治氣氛轉趨凝肅，新樂府遂隨諷諭詩之驟減而趨沉寂，唯皮日休與于濆上承元結路線，為唐代新樂府譜下尾聲。
根據全面性的考察，王安石學派在將《莊子》嫁接到《老子》的詮解過程中，大致歸納出有三個進路：其一，是學者們習慣在注解《老子》章句時，直接摘錄《莊子》書中的一大段文字或幾句話，與老子學說相合觀，以此作為理論上的呼應或論點的總結；其二，是以《老子》某章與《莊子》某篇意旨或某寓言之寓意相比況，〈齊物論〉、〈養生主〉、〈胠篋〉、〈應帝王〉等各篇中的思想宗趣以及〈天地〉、〈山木〉篇中的寓言，皆被運用來詮釋《老子》各章意旨而達到相互參照的效果。其三，則是徵引莊子學說中專屬的術語與老子思想相互訓。諸如：「真宰」、「真君」、「無我」、「喪我」、「至人」、「神人」、「以人滅天」、「以故滅命」、「反以相天」等術語皆被用來與老子學說相證解，藉以達到莊、老會通的目的。此種種下注腳的方式，在老、莊同屬為一條義理血脈的思維架構下，多數能更加凸顯出老子思想的內在底蘊。但也有少數幾個例子，因為義理取向的不同，導致在證說的過程中，頗有借題發揮的嫌疑。凡此，本論文皆有深入的探究，希望能對王安石學派「引《莊》解《老》」的概況，勾勒出一個理解的輪廓。
陳澧是經學家、思想家、聲韻學家，卻極少人注意到他的詩詞。而他所作的「論詞絕句」既可看出他論詞的態度，反映出他的詞學觀，也可以看到他的詩學功力。本文係針對陳澧〈論詞絕句〉六首，予以探析。這六首詩是詳論（一）：李白詞學地位；（二）東坡〈洞仙歌〉檃括蜀詞之事；（三）姜白石〈暗香〉、〈疏影〉用典的晦澀；（四）道學大師真德秀的詞情；（五）吳文英詞亦有清疏之作；（六）張玉田詞具隱逸思想等。綜析此六首詩，可知陳澧極熟稔張炎、吳文英、姜夔等人的作品，且認為不應以經學的態度作詞，詞應該保有它婉約的特質。
熊十力之《新唯識論》，提出了「體用不二」論，自有其不可磨滅之經典地位，但所引發之儒佛之爭，以及熊氏本身對其之揚棄，此即顯示應對之重新評估。而晚年著作，《原儒》、《體用論》、《明心篇》及《乾坤衍》，雖仍發揮「體用不二」此一根本義，但已大量刊落佛學內容，《乾坤衍》更無資於此，純由乾坤兩〈彖傳〉以言，可見不由佛家轉手，仍可言「體用不二」。且熊氏自言，《乾坤衍》雖「寫於危病之中」，然「心地坦然，神思弗亂」，是以「此為余之衰年定論」。故言熊氏思想之晚年定論，甚至其一生思想之最後定論，自當以《乾坤衍》為準，方可如理 相應。
魯迅1922 年的作品思想產生明顯的變化，對於知識份子處境有更深刻的反省，這與他和愛羅先珂密切交往有關。魯迅在這一年創作〈端午節〉這篇小說，突顯知識份子在社會改革運動中進退兩難的困境。我將討論以下重點：首先，愛羅先珂帶給魯迅不小的刺激，魯迅彷彿再度受到思想啟蒙，這在他1922 年的幾篇雜文都有所反映。其次，這種思想變化也反映在小說〈端午節〉，這篇小說無論在題材內容或在創作時機上都有別於以往，是魯迅首次創造出小說主人公方玄綽這樣自省而懷疑的新知識份子形象來，並細膩刻畫他在社會改革運動中感到徬徨猶疑。我們可將方玄綽視為魯迅描寫頹敗的知識份子小說系列的開端。最後，我想探討魯迅在此時對於知識階級與無知階級（平民）關係的反省，他開始扭轉兩者的價值位階，向來是負面形象的「群眾」、「看客」逐漸轉變為正面形象的「平民」。
趙樹理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的意識萌芽於1934 年，自此以後的創作力求以溝通世俗為其目標。他的通俗化趨向特點在於將通俗文學定位在「想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並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的。」因此，讓不識字的人也能聽懂，成為其通俗化過程的重要成因，也是他的作品呈現出與一般通俗文學不同的地方。為了達此目的，他在創作上「有意識的」作了許多努力，其中民間文學觀是創作中重要的啟發點。本文透過他對民間文學的看法及在鼓勵「群眾創作」中運用民間文學的方式，探討作家之民間文學觀及其創作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的三十年，即毛澤東執政的「十七年」（1949-1966）與「文革十年」（1966-1976），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關於這段史實的詮釋，本文擬突破宏偉、統一、線性歷史論述的傳統架構，轉而注意、考掘被相對忽視、貶抑的新中國庶民生活史料，進而揭露大時代動盪中，來自小民百姓的心聲和遭遇。因此，抉取全程參與新中國建國三十年各種運動的作家汪曾祺（1920-1997）的小說文本，爬梳隱匿在黨國大歷史縫隙中的小人物、小歷史的蛛絲馬跡，具體呈顯存在於官方的歷史文本與民間的文學文本對於歷史敘事的無法避免的差異，因為歷史從來不會只有一個版本。此外，透過「衰年變法」的汪曾祺的新中國小說的文學展演，本文亦將揭示歷來鮮少受到研究者關注的「非典型」的汪曾祺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