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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七期
出版日期： 2007-06
与海有关的神话研究，向来较受忽略。学者以为先民最初居处西北平原，距海遥远，且中国自古重视陆权、发展内陆文明，因此与海有关的神话原本不甚发达。然而，《山海经》里，原始海神正以凌厉朴野的形象镇守海陆交界，而与海有关的变形神话以及纷繁罗列、珍怪奇伟的海外异域与海上乐园，更反映初民对茫茫大海的情思寄讬与奇幻想像。本文试从神话原型理论及宗教现象学观点，探索集蛇鸟于一身的海神形塑可能蕴藏的原始海洋信仰内涵；并自大海意象的原型内蕴与宗教象征切入，重探精卫填海及海上姑射、蓬莱等神话主题意蕴。除借此抉发古代海洋神话的特色与内涵，并希望能赋予古老神话以新的诠释向度。
新乐府于盛、中唐成就精采，其议论时事，述民疾苦，为中国讽谕诗歌的经典。学界过去论新乐府，多限于杜甫、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少数诗人的代表作，而未能全面筛检并考察初唐以至晚唐的所有新乐府，以观其流变，也因而未能精切标志出新乐府发展中具有转关意义的诗家。\r 本文经通读《全唐诗》，得出全唐新乐府六百四十一首，梳理其发展轨迹，发现自初唐诗人零星偶作以来，李白的廿一首新乐府为首见较为集中的尝试，既启动了唐乐府对汉魏乐府社会精神的复归，也为乐府开创了以新题讽谕时事的新局。元结与杜甫的新乐府臻于成熟，正以此为基础。元结三十五首与杜甫极其大量的六十五首新乐府，虽同时出现于盛唐之末，共同揭启了中唐新乐府的创作风潮，然其二者的讽谕主题、形式特征与发展路线，却彼此迥异。中唐新乐府大盛，参与诗人及作品之多，冠于全唐，汉乐府特征也于此际得到最全面且出色的再现，尤其李绅、元稹与白居易，自杜甫与元结的双线发展中，提炼了双方的长处，取舍有道，兼融并用，对新乐府有绾合再造之功。然至晚唐，中兴梦碎，一场甘露事变，使政治气氛转趋凝肃，新乐府遂随讽谕诗之骤减而趋沉寂，唯皮日休与于濆上承元结路线，为唐代新乐府谱下尾声。
根据全面性的考察，王安石学派在将《庄子》嫁接到《老子》的诠解过程中，大致归纳出有三个进路：其一，是学者们习惯在注解《老子》章句时，直接摘录《庄子》书中的一大段文字或几句话，与老子学说相合观，以此作为理论上的呼应或论点的总结；其二，是以《老子》某章与《庄子》某篇意旨或某寓言之寓意相比况，〈齐物论〉、〈养生主〉、〈胠箧〉、〈应帝王〉等各篇中的思想宗趣以及〈天地〉、〈山木〉篇中的寓言，皆被运用来诠释《老子》各章意旨而达到相互参照的效果。其三，则是征引庄子学说中专属的术语与老子思想相互训。诸如：「真宰」、「真君」、「无我」、「丧我」、「至人」、「神人」、「以人灭天」、「以故灭命」、「反以相天」等术语皆被用来与老子学说相证解，借以达到庄、老会通的目的。此种种下注脚的方式，在老、庄同属为一条义理血脉的思维架构下，多数能更加凸显出老子思想的内在底蕴。但也有少数几个例子，因为义理取向的不同，导致在证说的过程中，颇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凡此，本论文皆有深入的探究，希望能对王安石学派「引《庄》解《老》」的概况，勾勒出一个理解的轮廓。
陈澧是经学家、思想家、声韵学家，却极少人注意到他的诗词。而他所作的「论词绝句」既可看出他论词的态度，反映出他的词学观，也可以看到他的诗学功力。本文系针对陈澧〈论词绝句〉六首，予以探析。这六首诗是详论（一）：李白词学地位；（二）东坡〈洞仙歌〉檃括蜀词之事；（三）姜白石〈暗香〉、〈疏影〉用典的晦涩；（四）道学大师真德秀的词情；（五）吴文英词亦有清疏之作；（六）张玉田词具隐逸思想等。综析此六首诗，可知陈澧极熟稔张炎、吴文英、姜夔等人的作品，且认为不应以经学的态度作词，词应该保有它婉约的特质。
熊十力之《新唯识论》，提出了「体用不二」论，自有其不可磨灭之经典地位，但所引发之儒佛之争，以及熊氏本身对其之扬弃，此即显示应对之重新评估。而晚年着作，《原儒》、《体用论》、《明心篇》及《干坤衍》，虽仍发挥「体用不二」此一根本义，但已大量刊落佛学内容，《干坤衍》更无资于此，纯由干坤两〈彖传〉以言，可见不由佛家转手，仍可言「体用不二」。且熊氏自言，《干坤衍》虽「写于危病之中」，然「心地坦然，神思弗乱」，是以「此为馀之衰年定论」。故言熊氏思想之晚年定论，甚至其一生思想之最后定论，自当以《干坤衍》为准，方可如理 相应。
鲁迅1922 年的作品思想产生明显的变化，对于知识份子处境有更深刻的反省，这与他和爱罗先珂密切交往有关。鲁迅在这一年创作〈端午节〉这篇小说，突显知识份子在社会改革运动中进退两难的困境。我将讨论以下重点：首先，爱罗先珂带给鲁迅不小的刺激，鲁迅彷彿再度受到思想启蒙，这在他1922 年的几篇杂文都有所反映。其次，这种思想变化也反映在小说〈端午节〉，这篇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在创作时机上都有别于以往，是鲁迅首次创造出小说主人公方玄绰这样自省而怀疑的新知识份子形象来，并细腻刻画他在社会改革运动中感到徬徨犹疑。我们可将方玄绰视为鲁迅描写颓败的知识份子小说系列的开端。最后，我想探讨鲁迅在此时对于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平民）关系的反省，他开始扭转两者的价值位阶，向来是负面形象的「群众」、「看客」逐渐转变为正面形象的「平民」。
赵树理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的意识萌芽于1934 年，自此以后的创作力求以沟通世俗为其目标。他的通俗化趋向特点在于将通俗文学定位在「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因此，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成为其通俗化过程的重要成因，也是他的作品呈现出与一般通俗文学不同的地方。为了达此目的，他在创作上「有意识的」作了许多努力，其中民间文学观是创作中重要的启发点。本文透过他对民间文学的看法及在鼓励「群众创作」中运用民间文学的方式，探讨作家之民间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三十年，即毛泽东执政的「十七年」（1949-1966）与「文革十年」（1966-1976），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关于这段史实的诠释，本文拟突破宏伟、统一、线性历史论述的传统架构，转而注意、考掘被相对忽视、贬抑的新中国庶民生活史料，进而揭露大时代动荡中，来自小民百姓的心声和遭遇。因此，抉取全程参与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各种运动的作家汪曾祺（1920-1997）的小说文本，爬梳隐匿在党国大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小历史的蛛丝马迹，具体呈显存在于官方的历史文本与民间的文学文本对于历史叙事的无法避免的差异，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只有一个版本。此外，透过「衰年变法」的汪曾祺的新中国小说的文学展演，本文亦将揭示历来鲜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的「非典型」的汪曾祺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