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一期
出版日期： 2019-06
面對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與美學研究，假如肯認「華人文化主體性」是必要的前提性基礎；那麼，我們就必須針對流行於前一歷史時期的「知識型」進行反思、批判，尋求學術轉型、典範遷移之可能性與切當性的取向。「文化主體性」不是人性論上，抽象概念的先驗主體；而是在世存有的人們，置身於現實世界的存在情境中，經由自覺以及實踐經驗，而逐漸習成的「歷史性主體」。它必須經由孔子所謂「學而時習之」的動態性實踐歷程，才能逐漸形塑、養成。三○到八○年代的「五四知識型」，臺灣「美感經驗」論述，可以高友工、王夢鷗為代表，完全缺乏民族的文化性與區域的社會性。如今，「後五四」已數十年，面對21 世紀的華人文化主體性或古代文學、美學的研究，是否應該另尋詮釋視域的轉向，終致典範遷移？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從「五四」知識型轉向？基本原則是「內造建構」，我們不能繼續盲目的消費西方理論，套用不相應的美學理論以詮釋「華人文化主體」的審美實踐感受經驗。因此，必須「回歸」華人文化傳統的內部，進行「內造建構」的工程，生產自家的美學詮釋典範，轉而應用於「華人文化主體」之審美實踐感受經驗的詮釋。
劉晨、阮肇入天臺故事初見於《幽明錄》，後為《續齊諧記》所襲取，唐宋以來多見流傳。該故事具有多層遞進的文本層次，不同的文本層次也相應展現不同的意義。這樣的層次及意義，在類書節略大義的處理方式和目類劃分的規定之下，顯得愈加明晰。而故事文本在流轉複製過程中，也伴隨時代與語境的變遷發生變化。有關意義則在這些出乎不同立場的選擇性改造中發生轉移。
從「過關」的敘述模式詮釋《西遊記》，此一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框架，乃基於民俗性博戲與儀式性過關，內證就是文本中習用賭賽、賭勝，尤其賭鬥最多。將鬥法事件視為西遊的厄難，魔、精把關則執行觀音的試煉設計，使得難關與解除存在戲劇性張力。而像「過關」儀式中神力的介入協助，配合五聖間的合作方能過關，將其視同封閉性的賽局，都在可控制的情況下，如此就形成一種閱讀的吸引力。負責把關的魔、精，其妖精乃久年成精，而妖魔雖則托化成精，實則出身佛教、道教，其次數相當而佛道均衡。取經既是佛教故事的小說化，理當由佛教自行擔綱，卻須向道教商借，次數甚至道多於佛，也就顯示作者的宗教知識背景。其核心觀念即基於「有法有破」，而精怪雖代表邪法，卻未全都被滅絕，有的被收服後持續修行，即彰顯此一時期佛、道教的修行觀。在鬥法事件中穿插了許多法寶，既環扣銜接大小事件以增加趣味性，並凸顯法寶乃妖魔從天界主人處偷到下界，其法力遠非行者等人的法器所能對付，最後均須勞動主人才能收伏；此一筆法既增強五聖試煉的力度，也使過關在遊戲的趣味性之外，假設曾受到道釋畫的觸發，乃由魚籃觀音的相好推論華嚴三聖的座騎，如文殊的青獅、普賢的白象，以及觀音的金毛犼等，此一構想乃取自佛教壇場圖；而道教壇制及其聖像也多所啟發，如：老君的座騎青牛、太乙救苦天尊的九頭獅，乃至風雷雲雨、二十八星宿等，既屬道場用物，也因常見而激發其構思，並非純屬想像。又從顯、潛的多音交錯，考掘作者借魔、精而寓托，其本來面目乃銘刻著明代社會的政治標記，既將魔、精的占山為王、公然當（擋）道，認為影射嘉靖時期的藩王、豪戶，故筆法愈加滑稽諧謔，實即掩飾其諷喻現實的嚴肅，由此推測作者未曾具名的原因，此即宗教文學的詮釋，也是諷喻文化下的傳統讀法。
本文綜合《法海遺珠》、《道法會元》及《藏外道書》中有關月孛法的記載，整理宋元明時期月孛法的譜系及法術系統，同時參酌明代筆記、小說的記載，發掘月孛法在民間流播、實踐的情況，希望透過經典與通俗文學的相互映照，理解不同文本系統中的月孛法情況及可能關係。就目前現有道藏文獻來看，月孛法應以太乙火府法、元皇月孛秘法兩系為主，前者以李元君、十二雷將為主，主行祈雨、考勘等法術，而《道法會元》所收的火府法資料，也許有受到清微派的影響；後者則以祝元君、陰陽十雷使為主，主行醫療、祈雨儀式，內容雖較為簡略，但從《藏外道書》中〈月孛大法後序〉所揭示的要點，可建構出其法特重的針法、剪法等內容，該法所行的宗教醫療係道教儀式結合實際醫療行為，頗具特色，值得更深入的發掘。而明代的筆記、小說中也有不少月孛法的記載，大略可看到該法在民間的實踐情況：當時的月孛法主用於祈雨，但也有延壽、婚媾等用途，其儀式多和裸體、女性相關，這可能與月孛星君披髮、裸體、赤足這個與傳統相悖的形象有關，且在明代祂又多被視為女神，所以常與「（女）性」聯繫在一起。由此也許可推想，月孛法在宋代之後應有一脈將其轉變為女神，儀式也多與女性有關，但可能涉及到社會風俗問題，因此道藏便未收錄相關資料。道藏的編纂是一個挑選與汰選的過程，透過道經內部資料的比對以及與其他文本的對照，反而能讓我們更仔細反省、運用這些不同的文字系統，尤其筆記和小說的記載更可讓我們看到民間如何接受、想像道教法術，窺見更多道教法術在社會實踐的樣貌，讓文本彼此碰撞、多音回響。
本文從東亞思想史的視野，以朝鮮實學儒者李瀷（星湖）對《七克》一書之詮釋，嘗試觀察在朝鮮黨爭歷史脈絡下的儒耶交流之進行。16世紀以降，朝鮮王朝發生了延續近兩個世紀以上的激烈「黨爭」，有志儒者皆思索解決之道。星湖追溯歷史，分析「黨爭」所以形成，乃因朝鮮王朝17至18世紀之間，科舉錄取人數增額過多，能錄用士子之位卻不足，導致「十人共一官，猶無可授」，最後發展成「人多則妬，妬甚成亂」的黨爭局面。導致「一國一君一朝廷」因黨爭而分裂為「八」，不同黨色間「常懷妬婦之心」互相鬥爭，政治發展面臨嚴重困境。直至19世紀王朝末年，士大夫「克己有所未竟」，卻率「天下之庸人」結成「道學之黨」互相鬥爭的局面該如何解決，仍是朝鮮諸儒深思的問題。隨著朝貢使臣管道傳入朝鮮的西學書《七克》，以天主教之「七罪宗」（Seven deadly sins，「傲、妬、貪、淫、忿、饕、怠」）概念，對《論語》「克己復禮」之「己」字做出新詮釋。書中對「妬忌」問題的深入分析，切中了身處黨爭脈絡下星湖師弟之期待，讓星湖認定「《七克》是四勿註腳」，並對《七克》中「克妬」思想做出再詮釋。這是天主教思想自明代進入中國進行諸多「調適」後，又在朝鮮半島「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一段歷史。對朝鮮天主教會之初創具有重要影響。
現今流傳的平仄譜與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所記錄的唐代格律資料，在理論思維及表陳方式上皆存在明顯的差距，其間歷經了怎樣的轉折過渡，是吾人理解唐詩格律發展的重要課題。本文透過對於日本詩格《作文大躰》「十則」的研析，尋索出從初唐元兢「拈二」發展到「二四黏對」及近世平仄譜的關鍵進程。文中首先將具體說明《作文大躰》「十則」對於元兢四病的繼承、調聲術的擴充，指出其間的承續關係。其次，藉由其中的口訣「二四不同二九對」、「二四不同二六對」，析論五言「二四黏對」、七言「二四六黏對」的發展過程。再次，論析為了因應平仄二元化的架構，「避病」與「調聲」必須經過協調整合，因而可能朝向減化的趨勢而行。最後，探析平仄譜初立的樣貌及意義，以與近世平仄譜進行對照，並反思格律規範簡化為平仄譜所衍生的問題。
本文以無名氏撰《貨郎旦》為例，分析元雜劇在法國的翻譯、改編及其接受過程所衍生的意義流動。本文首先關注法國漢學家巴贊（Antoine-Pierre-Louis Bazin）收於《中國戲劇選》（Théâtre chinois，1838）裡的《貨郎旦》譯本，根據譯本對於「貨郎」等關鍵詞和概念的理解，以及譯本文字增刪、形式調整等面向，從而檢視譯本與原作之間的敘事視角差異與主題偏移。為了解時人對於《貨郎旦》的接受，本文根據馬南（Charles Magnin）的評論進行分析，指出法國讀者如何看待《貨郎旦》所揭示的中國社會與風俗。此外，本文也進一步以俞第德（Judith Gautier）根據《貨郎旦》改編的《賣笑婦》（La Marchande de sourires）為例，說明中國戲曲的域外傳播是如何通過翻譯的再翻譯進行跨文化的實踐。
易順鼎（1858-1920）身歷清末民初，詩名頗著，在錢基博、汪辟疆、錢仲聯等前賢的文學史論著裡，都出現他的身影；而易順鼎形象多變，時人有神童、才子、名士、瘋子之目；亦有哭盦、酒徒、死活人、怡紅公子之自謂。其作詩既速且豐，從詩鐘、聯句到長篇七古，不拘一體，在此風雲時代裡都表現出新吾／故我的多重面目，並帶來詩歌形式的新變，而實為抒情「傳統」重要的「現代」個案。本文認為易順鼎與生俱來的早慧靈心，使他感知到時代將變的末世氛圍，因之他只能以哭泣來回應這種「若創巨痛深之在體」的感受，早年即有幽臲鬼語之作，堪稱末世詩讖，抒情異化成為一曲穠豔哀歌。而五上公車不售，繼而國變、母喪，激起他內在的死亡欲力，表現在乙未墨絰從戎之舉，而古中國原有的般若空寂，已經無法安頓他的靈魂，他的詩歌不免呈現刺怒相尋的變風、變雅之作。易鼎改元之後，在時代風會與詩歌神思的激盪下，以「舊人物而入新世界」，他創作出具有抒情靈視的七古歌行，總結了舊時代的風華，回應了對新世界的思考─那是愛與死結合所長養出的「惡之華」。不過，這個世界已無舊派文人施展的空間，詩歌失去安頓的力量（或者止於安頓），滿溢抒情異響，而國變釋放了內在原欲，生命呈現一種自毀傾向，他愈見頹唐，只能在「假得十分真」的梨園戲場裡，尋求一種可感的真實，直至「才盡」，方復歸於最後的「平靜」。
陳寅恪博涉古今中外學術，然而自1931年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及歷史系「合聘教授」以來，詩文箋釋一直是他念茲在茲的研究課題，晚年更以今典、古典兩類考釋總結相關研究，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批評架構。他對典故的重視與新文化運動以來各種反對用典的聲音正是背道而馳，胡適的「八不主義」提倡不用典，並且屢以陳三立的作品為反面教材，錢玄同更把用典與白話文對立起來，主張全盤摒棄典故。然而典故在白話文中的消退，不等於它在文學理論層面上的失敗，出身外文系的錢鍾書在1930年代便仍多次強調典故的作用。在這種背景下，陳寅恪對典故的重視實有濃厚的翻案意味。本文正是循此思路著眼，考察陳寅恪如何通過對今典與古典的詮釋，重新確立典故在文學創作和實際批評中的價值。文章首先把陳寅恪的典故研究安置在文學批評的脈絡，全面整理和重構這種方法的形成過程、觀念義蘊和評鑑架構；繼而從文學理論及實際批評的角度闡明今典與古典考釋的共同學術預設，深化大家對典故批評的瞭解；最後會對這套方法的漏洞和詮釋局限作出客觀的評析，反思陳寅恪的論述是否足以回應五四以來有關用典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