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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五期
出版日期： 2021-06
特稿 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
本文是陳世驤英譯〈文賦〉之前兩部分的中譯。該文英文原題「Literature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刊於《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11冊（1948 年出版）。原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陸機生平與〈文賦〉撰定時間之考證；第二部分是英譯〈文賦〉中若干關鍵字的理解與詮釋；第三部分為作者以韻語英譯〈文賦〉之全文。陳世驤認為〈文賦〉於西晉惠帝永康元年（西元300 年）寫成。此刻正是陸機生命歷程中的黑暗時段，文學之感應特深，一時間創作力大爆發；其弟陸雲形容為「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文賦〉之作宣示了陸機的文學觀：文學正如黑暗中之光源，有其超越之力量，能夠彰顯人性堅韌一面，可以安頓心靈。陳世驤又認為〈文賦〉中包含陸機對文學原理之洞察，與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之關懷有不少可以參照比較之處；故爾選出若干重要詞彙，作出梳理闡釋，以揭示〈文賦〉在文學傳統以至現代的意義。
晚清以降，自林傳甲或竇警凡或黃人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開始，迄今百餘年間，現代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累計已千餘種；然而，由於缺乏這門學科的知識本質論、認識論、文學史觀、方法學，故多轉相抄襲，極少合格而質優者。其中，二大主流的「文學史觀」，更是非常偏謬：一為因追求現代化及文界革命，而深受西方生物學與社會學之「進化論」影響，「文學進化史觀」蔚為風潮；二為受教條化之馬列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所支配，倡說階級鬥爭的「唯物論文學史觀」成為僵化的框架。這二種史觀乃舶來移植，與中國古代文學源流全無任何關係。其詮釋有效性，自一九九○年代興起的「文學史理論」熱潮開始，已備受質疑、批判。然而至今學界仍破而不立，還沒有學者能從中國古代「原生性」的文學史觀，重構系統嚴整的「詮釋模型」，以做為「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理論基礎。本論文即針對中國古代「原生性」的「正變文學史觀」，經由相關文本的理解、詮釋、分析、綜合，將隱涵、零散的觀念加以揭明、統整；而在「文學史觀」的理論設準下，將它「重構」為二種系統嚴整的「詮釋模型」：一為「因正創變，迭代循環」詮釋模型；二為「歸源宗正，因時創變」詮釋模型。這二種正變史觀的詮釋模型，可資應用於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以詮釋歷代各類文體的正變演化發展。
詩文評屬於傳統學問，文學批評則為現代學科；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的變化，標誌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經歷了學理與心理的雙重建立過程。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文學是晚清時代民族自信的最後憑據，自新文學家宣佈中國傳統文學已死，摧毀舊觀念，遂有輸入西方文學、建立新文學之新思潮。建立新文學，需要文學批評指引；中國沒有現代文學批評，需要輸入西方文學批評。以西方文學批評整理詩文評，則詩文評從傳統學問成為現代學術。在此過程中，如何處理西方學術與中國傳統的關係乃關鍵問題，其得失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本文係為了響應近來學界對於中國古代文士社群領袖所以形成原因的新思考而發，特取清初江浙地方文士社群領袖朱彝尊為例，詮釋此一領袖地位的形成與朱彝尊被賦加的「隱逸印象」之關聯。這項論題的意義，一方面在於對過去學術史持以認定朱彝尊之為文士社群領袖的成因，進行反思，而就向被忽略的社會性因素，提出有別於前說而移轉的新觀點，但不是意在取代前說。另一方面乃藉此一個案研究，彰明文士社群領袖所擁有的「社會印象」對增進社會凝聚的效用，是思索文學的社會效應時，值得加以關注的面向。朱彝尊被賦加的「隱逸印象」，尤其可從旁人為朱氏的圖像所撰作的題詠見之。此一印象深具「定著世界」與「土性優先」的認同，而出以「隱逸家鄉地方化」與「當今我群共有記憶」的表述，已然有別於傳統的隱逸印象。
甲骨文研究是對殷商乃至西周時期古文字、古史與文化人類學探究的基礎，對甲骨知識的確實掌握，將為理解整體上古知識帶來顯著的幫助。我們針對「『多万入學』與《夏小正》」、「疾病『 *』字試釋」、「人頭骨刻辭『者』字釋讀」、「『 』字的辨識與思考」、「『 』即狐字申說」、「災禍義『齒』字考釋」這六項小題，做了探討與分析，某些主題並曾目驗材料。鑒於它們各自的學術特殊性，每一個問題雖然皆基於卜辭現象展開論述，都能夠推展成獨立的課題，綜合而言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本文討論了「王賓」卜辭中從「止」的「 」，賓組一類卜辭中的動詞「 」以及典賓類卜辭中的動詞的「 」等，它們都有「往、各」一類的行動義，這個意義應該就是「賓」的原始意義。「賓」的造字本義表達的是去往祭祀場所，但在具體卜辭中，占卜主體所處的位置不同，體現出來的方向性也不同，有時候所要表達的是「往、去」的意思，有時候卻是「來、各、至」的意思，具體含義要視占卜主體所處的位置來判斷。「賓」的這個意義還可以與「即宗」的「即」相對照，二者有許多相似點。甲骨文中動詞「賓」的這個行動義，雖然在西周金文中有「斷層」，但是這種「斷層」並沒有影響它流傳下來，楚簡裡的「賓」，包括許多傳世文獻中的「賓」都可以用這個原始意義來理解，這就需要我們對文獻中的許多「賓」字進行重新解讀。
本文嘗試重新檢視王弼《論語釋疑》中「性其情」的說法，以釐清當代詮釋此說的疑問，為理解王弼性情論提供不同看法。全文分兩部分討論王弼「性其情」的思想內涵，第一，從三方面討論王弼「性其情」思想的繼承與內涵，首先疏理傳統道家論性情的義理脈絡，以見王弼性情論與道家思想異同，繼而從王弼其他文本論性情處揭示王弼思想中「性」與「情」的關係，最後整理王弼「性其情」的說法與其他地方論性情內容以見其思想的一致性，並指出王弼論「性」、「情」均屬中性義，「性」不全等同於「自然」，「情」非「性」對治對象。第二，從三方面討論王弼「性其情」思想的接續與詮釋轉折，首先比較王弼以「性其情」詮釋《論語》「性相近」的說法，以凸顯二者論性情的異同；其次進一步比較儒道論仁義之性的異同，以見王弼與《論語》言性之義理分際；最後透過比較王弼與伊川「性其情」的說法，揭示當代詮釋或受宋明理學後設研究影響，造成對王弼「性其情」有不同的理解。
明末清初毛晉（1599-1659）選編、刻印眾多典籍，留給後世出版商人之鮮明印象。其中，《明僧弘秀集》乃毛氏所選編，以僧詩作品為對象的詩選集。此選集於明清易代前夕完成，又以釋子詩作為對象，堪作為研究毛晉在鼎革之際，於方內、方外之間身分認同與情感寄託之入手處。本文分三部分：首先就毛晉出版生涯與著錄考察，指出《明僧弘秀集》乃《國秀》、《弘秀》、《隱秀》、《閨秀》「《明四秀集》」之一，可視為出版者著眼於專題詩選而規畫選集的歷史痕跡。其次，就毛氏助刊、助印《嘉興藏》與其他僧詩集的過程可知，毛晉對佛教的信崇與其蒐羅古籍的興趣相得益彰。第三，在《明僧弘秀集》中出現為數不少的元末僧人、文人小傳、詩作，折射毛晉對於元末僧俗於動盪世局中相聚相惜的同感之情。本文試圖就上述三部分申說毛晉於易代之際如何透過選詩出版的方式，與相似處境的僧、俗二眾產生聯結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