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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期
出版日期： 2013-12
現今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往往設有「文學批評」一科，講授內容往往由先秦文學觀念開始，下及魏晉南北朝《文心雕龍》、《詩品》，宋元明清各種詩話文論等，成為一個自足的領域。然而，「文學批評」傳入現代中國，原意在於促進文學接受過程的知識化，由感受欣賞轉化成分析評鑑，從而為「文學」進佔大學教育的席位，提供支援；由於「文學批評」被認定為「外來的」、「現代的」的文學概念，要在中國文學的範圍應用，有必要往傳統的類近文學表現形式作歷史考察，由是又有「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然而「文學批評史」原來目的仍在了解古代文學如何被詮釋和理解，而不在「批評史」之割離於文學的接受而劃地自限。本文嘗試追溯「文學批評」進入現代中國的過程，揭示早期文學界對此的認知與命名立意的討論，以至建立「文學批評史」的需求，並以西方類同的學術發展作比照。再以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為例，說明「文學批評」之成為中國文學研究方法的現代學術思考。
近世唐音的材料，主要是佛教黃檗宗、曹洞宗課誦經典，與明代傳入日本的古琴樂譜記音，除此之外就屬長崎出身唐通事岡嶋冠山編輯標音的唐話教材《唐話纂要》、《唐話便用》、《唐譯便覽》、《唐音雅俗語類》等書，以及各種實用性參考書籍，其中包含有注釋或標音的材料。《唐詩選唐音》一書是18 世紀江戶時代唐通事教養的讀本，為疑似唐通事身份的劉道標注片假名的著作，內容標音受到佛教心越系唐音與譯官系岡嶋冠山唐音的影響。本文取《唐詩選唐音》一書輕唇音收字做觀察，發現劉道不但將近代漢語「非、敷、奉」合併記錄在標音中，也見到劉氏處理當時日本語本身唇音與喉音合併的變化。在觀察過程中，以吳音、漢音及近世唐音做參考，並且以時代接近的岡嶋氏前列四本著作做詳細對照，仔細比較其標音的異同。
文本（text）意涵並非自足、封閉的體系，今人對於傳統音韻文獻的解讀，理應涉及「撰者」、「文本」、「音系」、「讀者」等基本要素。自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以來，漢語音韻學者大多依循著「語音史」的主流路徑，逕將韻書、韻圖預設為某種現實方音之客觀記錄，使得觀看焦點大多固著在「文本」與「音系」的對應上，從而漠視「文本」與「撰者」、「讀者」之間的聯繫。雖說「語音史」研究具有鮮明的客觀主義色彩，表面看似十分科學，但實際上卻已窄化了觀看的視野，同時也割裂了漢語音韻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連結。魯國堯教授在〈語言學和接受學〉（2011年）一文中，懇切地呼籲語言學界應接受「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將目光轉移到讀者的反應上。本文響應魯國堯教授的呼籲，並試著進一步思考：如何能將「接受理論」運用在漢語音韻學史的建構上，因而選擇以「龍為霖《本韻一得》的接受史」作為研究案例，一方面從歷時角度觀看，考察二百六十餘年間（從1750年至2012年），不同讀者對於《本韻一得》有何不同理解與評價；一方面則站在音韻思想史的高度，試著發掘造成讀者不同反應的可能因素。冀望藉由《本韻一得》接受史之個案研究，申論「接受轉向」對於漢語音韻學有何意義與價值。
有清一代因為出現了大量的韻書、韻圖，內容兼具有復古、反映時音等多樣體系，是研究近代漢語語音的重要語料。本文選擇展現部份河南方音的《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以及呈顯山東方音的《等韻簡明指掌圖》為觀察對象，希冀藉由對這兩部韻圖音系內容的探究，追索其形成音變的內外條件機制。從而獲悉《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裡看似不合理的入聲調型態，應是移民影響 下、映現時音的結果；而《等韻簡明指掌圖》裡的獨特聲母類型，卻可能是該地域衍生的獨特音變。是以，語音變化除了來自內部音系自發性的轉變外，人口遷移所造成的外部推力影響，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專題稿 試論近代漢語i 介音的增生現象
漢語音韻的歷史發展從宋代開始以至於明代，是一個關鍵性的階段，現代方言的很多重要音韻現象，都可以往前追溯至宋代，更進一步還能聯繫到明代的韻書和韻圖。其中，「介音的演化」可說是近代語音發展中，牽動漢語聲母、韻母甚至是影響整個音節結構的重要動力，因此，若能釐清漢語介音的發展脈絡，勢必有助於了解從中古後期的宋代到近代漢語語音的變遷。中古洪音到現代漢語變成細音的，大致可以歸納出一個比較嚴格的規律：凡是中古二等開口舌根（牙喉音）字，現代漢語在主要元音和聲母中間增添了一個i 音位，例如：江kɔŋ>ʨiaŋ、巷 ɣɔŋ>ɕiaŋ。早在元代《中原音韻》裡就把「江」字與三等「姜」並列，把「庚、更、羹、耕」與三等「京、驚、荊、兢」及四等「徑、涇」等字混列；此外，江陽韻中二等的「講、港」也與三等的「鏹」並列，可見中古二等開口舌根（牙喉音）字，由洪變細的現象於元代早已發生。故本文研究材料，起自北宋的《四聲等子》，擴及近代官話先驅《中原音韻》（西元1324 年），乃至明代中葉《韻略易通》（西元1442 年）與明末葉（西元1642 年）《韻略匯通》，從這四本韻書對於二等開口牙喉音字的歸類，探討這類字在宋代以至於明代末葉產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問題不僅反映了共同語中i 介音增生與發展的脈絡，同時在漢語音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據《晉書》所載，徐邈「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世亦稱之」，范甯所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採擇引述徐說者獨多，是徐邈乃為晉代穀梁學大家。徐邈穀梁學著作有《春秋穀梁傳注》、《春秋穀梁傳義》、《徐邈答春秋穀梁義》等書，但皆已亡佚。今所見者，唯清人馬國翰所輯《春秋穀梁傳注義》1 卷89 條，所得輯文數量為晉人七家9 種穀梁學輯佚著作之冠。馬氏云：「注、義二書不能區分，總以注義題之。」是以徐邈穀梁學之概貌，端賴該輯書方得以保存至今。以此，本文即以該輯書為本，擇要探討徐邈穀梁學思想要義，若干僅存片段零散之輯文則略而不論。全文分論其變常文以示所謹、成詳略以起褒貶之屬辭觀；指事而書、因事而義之敘事觀；尊王室而書之、重霸主而內之之王霸觀；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之隱諱觀。以此，後世本因文獻佚失而不得其詳之徐邈穀梁學思想，如今或可一睹其大要於輯文之吉光片羽下。
唐《五經正義》之撰成實集多人之力，但相關編修者卻因史料缺乏，而未能得到相應之研究。有鑒於此，此文擇定參與編修之名儒馬嘉運為對象，並分兩個方向進行探討。首先依兩《唐書》、《冥報記》及相關資料綜合判斷，釐清馬嘉運生平大致經歷。接著，探討馬嘉運與《五經正義》的關係，辨析他對於孔穎達駁正批評的時間點，以其他對《五經正義》的影響。藉由此文研究成果，對於貞觀16 年時《五經正義》編修過程當可有更進一步理解，並對唐初經學史之認識有所裨助。
本文將嚴格依據文獻，試圖從《淮南子》之篇章分析其中相關陳述或寓言、寓意之確義，整理並辨析淮南子哲學有關「真知」與「道」之主張。本文首先將由辨析「道」同時具有「宇宙變化之歷程」以及人因應「化」之作為等兩重義涵入手，並進一步指出淮南子所認為「道」係「真人」應採之應世態度，最後逼顯出真人所應採取之「道」，係奠基於某種修養工夫所達至之「真知」。本文認為，所謂「知『道』」係「真人」對自處及應世之「道」之掌握（得道），並非認識能力對外在世界真相之探索，而其所謂之「真知」，亦非某種「知識論意義」之認知能力，而係以生活之方式加以實踐後所具備之「智慧」。「道」非關認知，「知『道』」係生活實踐之活動也。
四、五十年代之交的香港，左翼文化不單見於其陣營內部媒體，也廣泛滲透到其他中性媒體，包括《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透過沿用共同術語，傳播一致的意識形態訊息，建構左翼共名。《華僑日報》於40 年代末新設的幾個副刊都具左翼傾向，其中「學生週刊」特以青年學生為對象，強調思想覺醒與自我改造，多篇文章所使用的新民主主義、群眾、人民等名詞及自我改造、走向群眾等觀念，都可以在左翼理論著作或毛澤東的文章中找到源頭，同時也為其他作者共同使用。戰後香港青年文藝在左翼陣營中的意義正如茅盾所指，他們既「參加鬥爭」，也「生活在群眾中」，配合也傳播左翼共名，最後身體力行，作自我的「思想改造」;文藝青年協助左翼陣營完成政治需要，同時有被「工具化」的傾向。本文擬以1947 至1951 年間的《華僑日報》「學生週刊」為例，追溯一段早被遺忘的文藝青年「自我改造」史，探討戰後左翼文藝在陣營以外報刊，如何發揮左翼共名的滲透和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