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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八期
出版日期： 2022-12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有廣泛的盜墓活動，最近三十年更為嚴重。盜墓活動帶來各種的破壞，對古墓本身的破壞最為顯著，對中國歷史學也有一定的影響。中國歷史並不是長久不變的遺產，而是不斷演變與發展的，有新資料就有新認識。中國古代歷史的新資料多來自考古發現，考古發現也多來自古墓的發掘。而古墓一旦被盜掘，就破壞它的考古環境，盜掘的文物也損失所有的考古資訊，引來其真偽等不少問題。本文針對四種來自盜掘的文物，討論盜掘文物的真偽問題：上海博物館藏晉侯穌編鐘、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豳公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緇衣〉和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越公其事〉。儘管有人對這四種文物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但是通過各種鑑定方法，可以確認它們都是真實古物。雖然如此，這些盜掘的文物還有可能涉及更重要道德問題：中國文物和教育機構在香港古董市場上購買盜掘的文物，是將盜墓的文物「歸回祖國」？抑或是支持古董市場，引來更多的盜墓活動？本文根據1970 年的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在巴黎召開第16 屆大會上通過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指出中國文物和教育機構的做法都是合法的。雖然，有引來更多盜墓活動的可能，但這些文物已經被盜掘，不但歷史知識的求索有其必要性，更有必要讓它們歸回祖國。
祠廟與詩的結合，在南朝首見端倪。祠廟供奉歷史人物與地方神祇，性質異於佛教寺廟，祠廟詩寫作也與遊寺詩偏重佛理體悟的風格大相徑庭。祠廟詩在南朝時期逐步摸索成形，從偏重詠史、文學集團同題共作，到融會《楚辭》作為書寫祭祀儀式的文學基底、添入更多詩人主體意識之彰顯。而祠廟所在地域與士人之移動經驗，直接影響觀看祠廟之態度與角度，詩人對於祠廟祀主的書寫與選題，也間接反映先秦兩漢歷史人物在南朝時期的接受與評價。本文以南朝士人遊覽祠廟的詩歌書寫作為考察對象，透過祠廟此一空間因素，探討詠史、懷古、祭祀儀式、風景摹寫與個人抒情，如何於祠廟詩創作融會一體，進而下開唐代文人登臨祠廟、作詩懷古之風氣。
學界目前論述詩歌之「空」，以王維詩歌及禪宗思想對其空境之影響為主。本文擬在學界積累之研究成果上，追溯梁陳詩歌之「空」，存在何許意象上之遞衍脈絡，以及與王維詩歌空境存在何許承傳關係。就本文梳理所見，梁陳詩歌之「空」，除了前代常見意象，其間更匯入佛教擬譬空理所使用之聲光事象。此中亦得探見梁陳詩歌之「空」，包含感性層面之匱缺空象，此屬前代詩歌傳統；與理性層次之徒然空意，乃見於前代並於佛教空觀傳播下更見強化；以及審美層次之光幻空景，此屬理性層次強化下匯入虛幻聲光之象。換言之，光幻空景乃在匱缺空象之基礎上，以徒然空意為過渡，匯入聲光強化空感而成。且 透過梳理梁陳詩歌之「空」，亦得釐析梁陳詩歌空象與王維禪觀空境之間，確然存在傳統滋養與時代變創之跡。可知新興意象之形成猶關涉文學傳統，需要進一步還原新舊漸變之跡，此則本文著意之處。
理學史中，有關朱、陸異同的論辯，始終是歷來論者難以迴避的議題；發展至清初，在方法上逐漸走向文獻考辨之途。本文的撰寫，不在於探究朱、陸義理思想的分殊，而是嘗試以李紱《朱子晚年全論》為考察對象，探究清初心學家對於「朱陸異同」的考辨情形。首先，說明身處於程朱理學興起的李紱作《朱子晚年全論》之目的在於藉朱學之名以彰揚陸學；其次，論析李紱解讀、評述朱子與陸九淵、友人論學交遊往返書信，指出幾個交往、啟釁關鍵事端，包括鵝湖會後的往來、朱子作〈曹立之墓表〉、「無極」之辯，揭示對於朱陸異同的立場；最後，指出李紱儘管在治學方法上有蛻變性的發展，但畢竟仍不失傳統理學家以學派義理為先導的原則，這樣的研治模式與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實是不同學術體系，而在方法上轉向從原始史料入手，尋求朱陸異同的過程中，朱陸學術的形上層面被消解，一方面呈顯了清初理學走向實用、實踐的特質，但也同時失去了理學思想中原有的整體意義，而李紱所揭櫫傾向形下經驗世界的治學方向，反而成為了儒者接續的治學趨勢。
《豆棚閒話》為17 世紀白話短篇小說中，對於傳統小說體製做出改革的一部作品。前人研究聚焦敘述模式之變革、故事對正史之反諷，忽略了豆苗、 豆棚、小說三者之結構關係，有關小說副文本對於閱讀活動之討論亦不多見。本文聚焦《豆棚閒話》之敘述策略與閱讀倫理，首先析論小說敘述者的特殊性與結構層次之劃分，觀察「豆棚」在小說中被賦予的重要意義；其次探究小說十二則故事的編排方式與敘述策略，挖掘其寓言╱預言意涵；最後觀察小說副文本（評點、插圖）與故事主體的對應、衝突及調和，指出小說閱讀倫理的複雜互動。本文指出《豆棚閒話》所富涵的文學實驗特質，以及副文本對於詮解小說意涵的重要價值，揭示《豆棚閒話》對於白話短篇小說的發展意義。
《葉珊散文集》為楊牧 19 歲至 25 歲間「感情和思想的投影」，東海大學就讀時期，他閱讀了大量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如華茨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濟慈（John Keats，1795-1821）等人的作品，深受啟發與影響。集中第二輯「給濟慈的信」，為其服役期間所作，即使在戰地水井馬燈中，作家仍反覆思辨浪漫主義的真義，並表現在其創作中，此種實踐畢生不渝，迄於晚期作品。本文意在重新耙梳楊牧對浪漫主義的思考，側重其初期思想的形成與表現分析，並擬由創作源頭梳理，持續觀察楊牧從大度山到西雅圖的創作歷程，希望經由縱時性作品的分析，明其對西方浪漫主義的執著與踐履，並進一步聯繫現代中國接受浪漫主義一代的特殊情境與創作特質，從而指出楊牧對此脈絡的承繼、發揚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