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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八期
出版日期： 2022-12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有广泛的盗墓活动，最近三十年更为严重。盗墓活动带来各种的破坏，对古墓本身的破坏最为显着，对中国历史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历史并不是长久不变的遗产，而是不断演变与发展的，有新资料就有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资料多来自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也多来自古墓的发掘。而古墓一旦被盗掘，就破坏它的考古环境，盗掘的文物也损失所有的考古资讯，引来其真伪等不少问题。本文针对四种来自盗掘的文物，讨论盗掘文物的真伪问题：上海博物馆藏晋侯稣编钟、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豳公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缁衣〉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越公其事〉。尽管有人对这四种文物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是通过各种鑑定方法，可以确认它们都是真实古物。虽然如此，这些盗掘的文物还有可能涉及更重要道德问题：中国文物和教育机构在香港古董市场上购买盗掘的文物，是将盗墓的文物「归回祖国」？抑或是支持古董市场，引来更多的盗墓活动？本文根据1970 年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巴黎召开第16 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指出中国文物和教育机构的做法都是合法的。虽然，有引来更多盗墓活动的可能，但这些文物已经被盗掘，不但历史知识的求索有其必要性，更有必要让它们归回祖国。
祠庙与诗的结合，在南朝首见端倪。祠庙供奉历史人物与地方神祇，性质异于佛教寺庙，祠庙诗写作也与游寺诗偏重佛理体悟的风格大相径庭。祠庙诗在南朝时期逐步摸索成形，从偏重咏史、文学集团同题共作，到融会《楚辞》作为书写祭祀仪式的文学基底、添入更多诗人主体意识之彰显。而祠庙所在地域与士人之移动经验，直接影响观看祠庙之态度与角度，诗人对于祠庙祀主的书写与选题，也间接反映先秦两汉历史人物在南朝时期的接受与评价。本文以南朝士人游览祠庙的诗歌书写作为考察对象，透过祠庙此一空间因素，探讨咏史、怀古、祭祀仪式、风景摹写与个人抒情，如何于祠庙诗创作融会一体，进而下开唐代文人登临祠庙、作诗怀古之风气。
学界目前论述诗歌之「空」，以王维诗歌及禅宗思想对其空境之影响为主。本文拟在学界积累之研究成果上，追溯梁陈诗歌之「空」，存在何许意象上之递衍脉络，以及与王维诗歌空境存在何许承传关系。就本文梳理所见，梁陈诗歌之「空」，除了前代常见意象，其间更汇入佛教拟譬空理所使用之声光事象。此中亦得探见梁陈诗歌之「空」，包含感性层面之匮缺空象，此属前代诗歌传统；与理性层次之徒然空意，乃见于前代并于佛教空观传播下更见强化；以及审美层次之光幻空景，此属理性层次强化下汇入虚幻声光之象。换言之，光幻空景乃在匮缺空象之基础上，以徒然空意为过渡，汇入声光强化空感而成。且 透过梳理梁陈诗歌之「空」，亦得厘析梁陈诗歌空象与王维禅观空境之间，确然存在传统滋养与时代变创之迹。可知新兴意象之形成犹关涉文学传统，需要进一步还原新旧渐变之迹，此则本文着意之处。
理学史中，有关朱、陆异同的论辩，始终是历来论者难以回避的议题；发展至清初，在方法上逐渐走向文献考辨之途。本文的撰写，不在于探究朱、陆义理思想的分殊，而是尝试以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为考察对象，探究清初心学家对于「朱陆异同」的考辨情形。首先，说明身处于程朱理学兴起的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之目的在于借朱学之名以彰扬陆学；其次，论析李绂解读、评述朱子与陆九渊、友人论学交游往返书信，指出几个交往、启衅关键事端，包括鹅湖会后的往来、朱子作〈曹立之墓表〉、「无极」之辩，揭示对于朱陆异同的立场；最后，指出李绂尽管在治学方法上有蜕变性的发展，但毕竟仍不失传统理学家以学派义理为先导的原则，这样的研治模式与干嘉时期的考据之学，实是不同学术体系，而在方法上转向从原始史料入手，寻求朱陆异同的过程中，朱陆学术的形上层面被消解，一方面呈显了清初理学走向实用、实践的特质，但也同时失去了理学思想中原有的整体意义，而李绂所揭橥倾向形下经验世界的治学方向，反而成为了儒者接续的治学趋势。
《豆棚閒话》为17 世纪白话短篇小说中，对于传统小说体制做出改革的一部作品。前人研究聚焦叙述模式之变革、故事对正史之反讽，忽略了豆苗、 豆棚、小说三者之结构关系，有关小说副文本对于阅读活动之讨论亦不多见。本文聚焦《豆棚閒话》之叙述策略与阅读伦理，首先析论小说叙述者的特殊性与结构层次之划分，观察「豆棚」在小说中被赋予的重要意义；其次探究小说十二则故事的编排方式与叙述策略，挖掘其寓言╱预言意涵；最后观察小说副文本（评点、插图）与故事主体的对应、冲突及调和，指出小说阅读伦理的复杂互动。本文指出《豆棚閒话》所富涵的文学实验特质，以及副文本对于诠解小说意涵的重要价值，揭示《豆棚閒话》对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意义。
《叶珊散文集》为杨牧 19 岁至 25 岁间「感情和思想的投影」，东海大学就读时期，他阅读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茨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等人的作品，深受启发与影响。集中第二辑「给济慈的信」，为其服役期间所作，即使在战地水井马灯中，作家仍反复思辨浪漫主义的真义，并表现在其创作中，此种实践毕生不渝，迄于晚期作品。本文意在重新耙梳杨牧对浪漫主义的思考，侧重其初期思想的形成与表现分析，并拟由创作源头梳理，持续观察杨牧从大度山到西雅图的创作历程，希望经由纵时性作品的分析，明其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执着与践履，并进一步联系现代中国接受浪漫主义一代的特殊情境与创作特质，从而指出杨牧对此脉络的承继、发扬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