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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期
出版日期： 2013-12
现今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往往设有「文学批评」一科，讲授内容往往由先秦文学观念开始，下及魏晋南北朝《文心雕龙》、《诗品》，宋元明清各种诗话文论等，成为一个自足的领域。然而，「文学批评」传入现代中国，原意在于促进文学接受过程的知识化，由感受欣赏转化成分析评鑑，从而为「文学」进佔大学教育的席位，提供支援；由于「文学批评」被认定为「外来的」、「现代的」的文学概念，要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应用，有必要往传统的类近文学表现形式作历史考察，由是又有「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然而「文学批评史」原来目的仍在了解古代文学如何被诠释和理解，而不在「批评史」之割离于文学的接受而划地自限。本文尝试追溯「文学批评」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揭示早期文学界对此的认知与命名立意的讨论，以至建立「文学批评史」的需求，并以西方类同的学术发展作比照。再以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为例，说明「文学批评」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学术思考。
近世唐音的材料，主要是佛教黄檗宗、曹洞宗课诵经典，与明代传入日本的古琴乐谱记音，除此之外就属长崎出身唐通事冈嶋冠山编辑标音的唐话教材《唐话纂要》、《唐话便用》、《唐译便览》、《唐音雅俗语类》等书，以及各种实用性参考书籍，其中包含有注释或标音的材料。《唐诗选唐音》一书是18 世纪江户时代唐通事教养的读本，为疑似唐通事身份的刘道标注片假名的着作，内容标音受到佛教心越系唐音与译官系冈嶋冠山唐音的影响。本文取《唐诗选唐音》一书轻唇音收字做观察，发现刘道不但将近代汉语「非、敷、奉」合并记录在标音中，也见到刘氏处理当时日本语本身唇音与喉音合并的变化。在观察过程中，以吴音、汉音及近世唐音做参考，并且以时代接近的冈嶋氏前列四本着作做详细对照，仔细比较其标音的异同。
文本（text）意涵并非自足、封闭的体系，今人对于传统音韵文献的解读，理应涉及「撰者」、「文本」、「音系」、「读者」等基本要素。自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以来，汉语音韵学者大多依循着「语音史」的主流路径，迳将韵书、韵图默认为某种现实方音之客观记录，使得观看焦点大多固着在「文本」与「音系」的对应上，从而漠视「文本」与「撰者」、「读者」之间的联系。虽说「语音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客观主义色彩，表面看似十分科学，但实际上却已窄化了观看的视野，同时也割裂了汉语音韵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连结。鲁国尧教授在〈语言学和接受学〉（2011年）一文中，恳切地呼吁语言学界应接受「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将目光转移到读者的反应上。本文响应鲁国尧教授的呼吁，并试着进一步思考：如何能将「接受理论」运用在汉语音韵学史的建构上，因而选择以「龙为霖《本韵一得》的接受史」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从历时角度观看，考察二百六十馀年间（从1750年至2012年），不同读者对于《本韵一得》有何不同理解与评价；一方面则站在音韵思想史的高度，试着发掘造成读者不同反应的可能因素。冀望借由《本韵一得》接受史之个案研究，申论「接受转向」对于汉语音韵学有何意义与价值。
有清一代因为出现了大量的韵书、韵图，内容兼具有复古、反映时音等多样体系，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重要语料。本文选择展现部份河南方音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以及呈显山东方音的《等韵简明指掌图》为观察对象，希冀借由对这两部韵图音系内容的探究，追索其形成音变的内外条件机制。从而获悉《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里看似不合理的入声调型态，应是移民影响 下、映现时音的结果；而《等韵简明指掌图》里的独特声母类型，却可能是该地域衍生的独特音变。是以，语音变化除了来自内部音系自发性的转变外，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外部推力影响，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专题稿 试论近代汉语i 介音的增生现象
汉语音韵的历史发展从宋代开始以至于明代，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现代方言的很多重要音韵现象，都可以往前追溯至宋代，更进一步还能联系到明代的韵书和韵图。其中，「介音的演化」可说是近代语音发展中，牵动汉语声母、韵母甚至是影响整个音节结构的重要动力，因此，若能厘清汉语介音的发展脉络，势必有助于了解从中古后期的宋代到近代汉语语音的变迁。中古洪音到现代汉语变成细音的，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律：凡是中古二等开口舌根（牙喉音）字，现代汉语在主要元音和声母中间增添了一个i 音位，例如：江kɔŋ>ʨiaŋ、巷 ɣɔŋ>ɕiaŋ。早在元代《中原音韵》里就把「江」字与三等「姜」并列，把「庚、更、羹、耕」与三等「京、惊、荆、兢」及四等「径、泾」等字混列；此外，江阳韵中二等的「讲、港」也与三等的「镪」并列，可见中古二等开口舌根（牙喉音）字，由洪变细的现象于元代早已发生。故本文研究材料，起自北宋的《四声等子》，扩及近代官话先驱《中原音韵》（西元1324 年），乃至明代中叶《韵略易通》（西元1442 年）与明末叶（西元1642 年）《韵略汇通》，从这四本韵书对于二等开口牙喉音字的归类，探讨这类字在宋代以至于明代末叶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共同语中i 介音增生与发展的脉络，同时在汉语音韵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晋书》所载，徐邈「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世亦称之」，范甯所着《春秋谷梁传集解》，采择引述徐说者独多，是徐邈乃为晋代谷梁学大家。徐邈谷梁学着作有《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谷梁传义》、《徐邈答春秋谷梁义》等书，但皆已亡佚。今所见者，唯清人马国翰所辑《春秋谷梁传注义》1 卷89 条，所得辑文数量为晋人七家9 种谷梁学辑佚着作之冠。马氏云：「注、义二书不能区分，总以注义题之。」是以徐邈谷梁学之概貌，端赖该辑书方得以保存至今。以此，本文即以该辑书为本，择要探讨徐邈谷梁学思想要义，若干仅存片段零散之辑文则略而不论。全文分论其变常文以示所谨、成详略以起褒贬之属辞观；指事而书、因事而义之叙事观；尊王室而书之、重霸主而内之之王霸观；虽为亲尊者讳、然亦不没其实之隐讳观。以此，后世本因文献佚失而不得其详之徐邈谷梁学思想，如今或可一睹其大要于辑文之吉光片羽下。
唐《五经正义》之撰成实集多人之力，但相关编修者却因史料缺乏，而未能得到相应之研究。有鉴于此，此文择定参与编修之名儒马嘉运为对象，并分两个方向进行探讨。首先依两《唐书》、《冥报记》及相关资料综合判断，厘清马嘉运生平大致经历。接着，探讨马嘉运与《五经正义》的关系，辨析他对于孔颖达驳正批评的时间点，以其他对《五经正义》的影响。借由此文研究成果，对于贞观16 年时《五经正义》编修过程当可有更进一步理解，并对唐初经学史之认识有所裨助。
本文将严格依据文献，试图从《淮南子》之篇章分析其中相关陈述或寓言、寓意之确义，整理并辨析淮南子哲学有关「真知」与「道」之主张。本文首先将由辨析「道」同时具有「宇宙变化之历程」以及人因应「化」之作为等两重义涵入手，并进一步指出淮南子所认为「道」系「真人」应采之应世态度，最后逼显出真人所应采取之「道」，系奠基于某种修养工夫所达至之「真知」。本文认为，所谓「知『道』」系「真人」对自处及应世之「道」之掌握（得道），并非认识能力对外在世界真相之探索，而其所谓之「真知」，亦非某种「知识论意义」之认知能力，而系以生活之方式加以实践后所具备之「智慧」。「道」非关认知，「知『道』」系生活实践之活动也。
四、五十年代之交的香港，左翼文化不单见于其阵营内部媒体，也广泛渗透到其他中性媒体，包括《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透过沿用共同术语，传播一致的意识形态讯息，建构左翼共名。《华侨日报》于40 年代末新设的几个副刊都具左翼倾向，其中「学生周刊」特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强调思想觉醒与自我改造，多篇文章所使用的新民主主义、群众、人民等名词及自我改造、走向群众等观念，都可以在左翼理论着作或毛泽东的文章中找到源头，同时也为其他作者共同使用。战后香港青年文艺在左翼阵营中的意义正如茅盾所指，他们既「参加斗争」，也「生活在群众中」，配合也传播左翼共名，最后身体力行，作自我的「思想改造」;文艺青年协助左翼阵营完成政治需要，同时有被「工具化」的倾向。本文拟以1947 至1951 年间的《华侨日报》「学生周刊」为例，追溯一段早被遗忘的文艺青年「自我改造」史，探讨战后左翼文艺在阵营以外报刊，如何发挥左翼共名的渗透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