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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五期
出版日期： 2021-06
特稿 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
本文是陈世骧英译〈文赋〉之前两部分的中译。该文英文原题「Literature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刊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1册（1948 年出版）。原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陆机生平与〈文赋〉撰定时间之考证；第二部分是英译〈文赋〉中若干关键字的理解与诠释；第三部分为作者以韵语英译〈文赋〉之全文。陈世骧认为〈文赋〉于西晋惠帝永康元年（西元300 年）写成。此刻正是陆机生命历程中的黑暗时段，文学之感应特深，一时间创作力大爆发；其弟陆云形容为「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文赋〉之作宣示了陆机的文学观：文学正如黑暗中之光源，有其超越之力量，能够彰显人性坚韧一面，可以安顿心灵。陈世骧又认为〈文赋〉中包含陆机对文学原理之洞察，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之关怀有不少可以参照比较之处；故尔选出若干重要词汇，作出梳理阐释，以揭示〈文赋〉在文学传统以至现代的意义。
晚清以降，自林传甲或窦警凡或黄人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开始，迄今百馀年间，现代化的《中国文学史》着作，累计已千馀种；然而，由于缺乏这门学科的知识本质论、认识论、文学史观、方法学，故多转相抄袭，极少合格而质优者。其中，二大主流的「文学史观」，更是非常偏谬：一为因追求现代化及文界革命，而深受西方生物学与社会学之「进化论」影响，「文学进化史观」蔚为风潮；二为受教条化之马列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所支配，倡说阶级斗争的「唯物论文学史观」成为僵化的框架。这二种史观乃舶来移植，与中国古代文学源流全无任何关系。其诠释有效性，自一九九○年代兴起的「文学史理论」热潮开始，已备受质疑、批判。然而至今学界仍破而不立，还没有学者能从中国古代「原生性」的文学史观，重构系统严整的「诠释模型」，以做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基础。本论文即针对中国古代「原生性」的「正变文学史观」，经由相关文本的理解、诠释、分析、综合，将隐涵、零散的观念加以揭明、统整；而在「文学史观」的理论设准下，将它「重构」为二种系统严整的「诠释模型」：一为「因正创变，迭代循环」诠释模型；二为「归源宗正，因时创变」诠释模型。这二种正变史观的诠释模型，可资应用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以诠释历代各类文体的正变演化发展。
诗文评属于传统学问，文学批评则为现代学科；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的变化，标志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经历了学理与心理的双重建立过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学是晚清时代民族自信的最后凭据，自新文学家宣布中国传统文学已死，摧毁旧观念，遂有输入西方文学、建立新文学之新思潮。建立新文学，需要文学批评指引；中国没有现代文学批评，需要输入西方文学批评。以西方文学批评整理诗文评，则诗文评从传统学问成为现代学术。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乃关键问题，其得失至今仍有借鑑意义。
本文系为了响应近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士社群领袖所以形成原因的新思考而发，特取清初江浙地方文士社群领袖朱彝尊为例，诠释此一领袖地位的形成与朱彝尊被赋加的「隐逸印象」之关联。这项论题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对过去学术史持以认定朱彝尊之为文士社群领袖的成因，进行反思，而就向被忽略的社会性因素，提出有别于前说而移转的新观点，但不是意在取代前说。另一方面乃借此一个案研究，彰明文士社群领袖所拥有的「社会印象」对增进社会凝聚的效用，是思索文学的社会效应时，值得加以关注的面向。朱彝尊被赋加的「隐逸印象」，尤其可从旁人为朱氏的图像所撰作的题咏见之。此一印象深具「定着世界」与「土性优先」的认同，而出以「隐逸家乡地方化」与「当今我群共有记忆」的表述，已然有别于传统的隐逸印象。
甲骨文研究是对殷商乃至西周时期古文字、古史与文化人类学探究的基础，对甲骨知识的确实掌握，将为理解整体上古知识带来显着的帮助。我们针对「『多万入学』与《夏小正》」、「疾病『 *』字试释」、「人头骨刻辞『者』字释读」、「『 』字的辨识与思考」、「『 』即狐字申说」、「灾祸义『齿』字考释」这六项小题，做了探讨与分析，某些主题并曾目验材料。鉴于它们各自的学术特殊性，每一个问题虽然皆基于卜辞现象展开论述，都能够推展成独立的课题，综合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本文讨论了「王宾」卜辞中从「止」的「 」，宾组一类卜辞中的动词「 」以及典宾类卜辞中的动词的「 」等，它们都有「往、各」一类的行动义，这个意义应该就是「宾」的原始意义。「宾」的造字本义表达的是去往祭祀场所，但在具体卜辞中，占卜主体所处的位置不同，体现出来的方向性也不同，有时候所要表达的是「往、去」的意思，有时候却是「来、各、至」的意思，具体含义要视占卜主体所处的位置来判断。「宾」的这个意义还可以与「即宗」的「即」相对照，二者有许多相似点。甲骨文中动词「宾」的这个行动义，虽然在西周金文中有「断层」，但是这种「断层」并没有影响它流传下来，楚简里的「宾」，包括许多传世文献中的「宾」都可以用这个原始意义来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对文献中的许多「宾」字进行重新解读。
本文尝试重新检视王弼《论语释疑》中「性其情」的说法，以厘清当代诠释此说的疑问，为理解王弼性情论提供不同看法。全文分两部分讨论王弼「性其情」的思想内涵，第一，从三方面讨论王弼「性其情」思想的继承与内涵，首先疏理传统道家论性情的义理脉络，以见王弼性情论与道家思想异同，继而从王弼其他文本论性情处揭示王弼思想中「性」与「情」的关系，最后整理王弼「性其情」的说法与其他地方论性情内容以见其思想的一致性，并指出王弼论「性」、「情」均属中性义，「性」不全等同于「自然」，「情」非「性」对治对象。第二，从三方面讨论王弼「性其情」思想的接续与诠释转折，首先比较王弼以「性其情」诠释《论语》「性相近」的说法，以凸显二者论性情的异同；其次进一步比较儒道论仁义之性的异同，以见王弼与《论语》言性之义理分际；最后透过比较王弼与伊川「性其情」的说法，揭示当代诠释或受宋明理学后设研究影响，造成对王弼「性其情」有不同的理解。
明末清初毛晋（1599-1659）选编、刻印众多典籍，留给后世出版商人之鲜明印象。其中，《明僧弘秀集》乃毛氏所选编，以僧诗作品为对象的诗选集。此选集于明清易代前夕完成，又以释子诗作为对象，堪作为研究毛晋在鼎革之际，于方内、方外之间身分认同与情感寄讬之入手处。本文分三部分：首先就毛晋出版生涯与着录考察，指出《明僧弘秀集》乃《国秀》、《弘秀》、《隐秀》、《闺秀》「《明四秀集》」之一，可视为出版者着眼于专题诗选而规画选集的历史痕迹。其次，就毛氏助刊、助印《嘉兴藏》与其他僧诗集的过程可知，毛晋对佛教的信崇与其蒐罗古籍的兴趣相得益彰。第三，在《明僧弘秀集》中出现为数不少的元末僧人、文人小传、诗作，折射毛晋对于元末僧俗于动荡世局中相聚相惜的同感之情。本文试图就上述三部分申说毛晋于易代之际如何透过选诗出版的方式，与相似处境的僧、俗二众产生联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