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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十期
出版日期： 2008-12
抒情诗诠释的多元性，在文学的实际批评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本文认为，诠释是交流和对话，而不是诠释者的自说自话。诠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是迫近作品主旨的最佳途径。对诠释的多元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它们的价值是不能同等对待的。
专题稿 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诸文中指称：中国文学相较于西方偏于史诗与戏剧之传统，可称为一种抒情的传统，作品以表达作者内在的自我为主。此说流行后，经过不少学者的推衍、引申，现已成为港台极具诠释力的解释系统，在中文研究界影响深远。但本文认为陈先生的指认值得商榷，他基本上是以西方抒情诗为模型来看待中国诗，未注意到中西方伦理观、人性论、诗歌理论各方面其实都有极大的差异，而且把抒情诗的特质放大了来概括整体中国文学。因此他的论述在方法、视界和思想上都大成疑难，所指称的只是个在中国不曾存在的传统罢了。
20世纪七○年代《中外文学》刊载了美国华裔学者高友工个人以及与梅祖麟合作撰写的系列唐诗和文学理论研究论文，引发极大影响，一时间有「高友工震荡」之说。继后高友工再深入研究律诗的演化，以至中国音乐、文学理论、书法，绘画理论等艺术的「抒情美典」，彰明中国文化史的「抒情传统」。其论述体大而思精，于台港地区之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既深且远。本文主要探讨高友工从唐诗研究到「抒情美典」的建立的历程，剖视其论述之方向，并试图评析这一诠释系统之成效及意义。
「中国文学」的概念是由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所衍生和规约的。既然「中国」一词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国家名称，而鲜明地传达和渗透了一种中国人固有的国家观念，那么，人们便可能由体认「中国」的特征而延伸解释「中国文学」的特征，并进而理解「中国文学」在各个不同时期与地域所具有的美学与文学内涵。
本文主要针对北宋博雅之士──沈括，其晚年的笔记之作《梦溪笔谈》，尤其透过其中〈象数〉一门的分析讨论，企图将沈括的命理观和象数观给结晶出来。经由笔者的理解诠释，基本上得到如下的结论：沈括对象数基本上是肯定的，尤其在历算、五运六气等科技推算范畴的运用上，象数有其价值，甚至更有精益求精的必要，只要对变化的细节考虑愈周延，那么象数运用的精算与预告就可能愈接近。当然，象数的运用是有其限制的，尤其在面对命理范畴，沈括更强调的是占卜者心灵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直觉能力，所谓前知之神、神而通之；至于汉代以后那种象数图式的系统命理推测方式，显然落入了机械化的对应模式，难免胶着僵滞。最耐人寻味的是，沈括虽然在命理的立场上，肯定前知之神的神祕直觉，并批判象数图式命测的固着，但，他并不执迷在占卜推算的命理层次，而主张生命仍然是可以超越吉凶祸福、超越象数、超越二元对立的分别和执取的。换言之，沈括做为一博雅的知识份子，乃能在命理推算与象数图式之上，追寻一更根源的本体，来做为其安身立命的终极归依，此即所谓太极、环中等超越象数的本体之境。至此，我们又看到沈括从儒释道那里，承继了一种超越一般命理层次的人生哲理和智慧。
「盈天地皆心」为梨洲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涵括了形上学、伦理学、认识论及本体论等范域，其义涵可归纳如下： 一、 在天为气，在人为心──气为存在本体，气、心为天、人的存在首序；其目的在彰显理、性之活泼能动性与内在具足义，并确保「理气一物」、「心性不二」。 二、 万殊一致，不离此心──事理万殊，伦理则一。所有事物之理皆以仁义礼智之理一为价值归趋，故道德本体及根源价值仍在于理。 三、 一本万殊，道体无尽──所有现象及万殊皆为道体不同层次及面向的展现，执一废百乃是生命及学术的萎缩及羸弱。 四、 万物皆因我而名──离心无所谓万物，在主体对客体的界义与安置中，物我俱得互相融渗、充拓与成就。此中涉及了认识论、伦理学及形上学向度的观照。
在1949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的「十七年」文学阶段中，致力于散文创作并取得重大成绩、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被称为「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这三位散文家的创作不仅成为五、六○年代散文审美倾向的代表，他们所建构的散文写作模式，也影响了一批文学青年，成为当代散文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本文将从这三人的文学立场、散文创作实践及其文体特征入手，析论其在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之下，各自形成的艺术风格多样性，并在指出其散文特色、成就的同时，分析其文学为表、政治为里，诗意为形、政治为神的缺陷与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