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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九期
出版日期： 2023-06
特稿 精读杜甫
一直以来，杜甫因其充满辛酸的人生和真诚生活的本性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讚扬。这是把作品视为了解杜甫的人生和人格的手段来阅读的方式。我们必须把他的作品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阅读。如果以这种方式重新认识杜甫，那么就会发现，他简直就像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看作是文学素材。换言之，人生似乎是为了作品而存在的。 杜甫虽然被视为「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并非原封不动地描写任何人都能看到的现实，而是重新捕捉和描写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现实的一面，甚至试图描绘现实中双眼无法看到的部分。 以往，动物和植物带着在文学因袭中固定下来的作用而登场，它们变成了对人而言带有寓意的存在。但是，在杜甫笔下，生物以其原本的姿态登场，也就是不带寓意性。在他的诗中，人和其他生物平等地存在于世界上。这样的世界观在中国是独特的。
本文旨在从互动（interaction）视角探索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之〈霸伯盂〉铭文，思考霸国的性质、文化认同及其与周王朝之关系。首先聚焦〈霸伯盂〉的出土背景与器形特征，从M1017的伴出器物到器形特色，注意到该墓主要仍属周文化范畴，但保留部分商文化及在地文化特征。其次针对铭文所见的互动词语进行探讨，讨论蔑懋、归（馈）、瓒宾、敢敏、（予）宾等词汇，认为这些用词表明霸伯虽接受周王朝的君臣结构及礼仪制度，但仍保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其三则以〈霸伯盂〉为定点，否定霸国属「怀姓九宗」之说，认同其应是一个异姓小型封国。同时通过墓葬资讯及其他铭文，论证霸国虽接纳周王朝体制，但在葬俗或艺术方面仍保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最后，以霸国为基点思考周王朝与异姓邦国的互动情形，指出异姓邦国虽在铭文中呈现臣服周天子的君臣关系，但其他方面却仍保有其独立性，而周礼正是周王朝用以巩固诸邦国的重要手段，双方互动模式应是「邦国联盟」的关系。
在近年对西周金文格式的研究中，有一类被称为「器主曰」的铭文受到重视。对于此一铭文格式的讨论，学者或从主题与格式加以限定，或从「器主曰」的形式加以认定，宽严认定有所不同。本文从柯马丁（Martin Kern）「传统公共语库」的概念出发，以「结构」与「用语」的角度切入分析，在「器主曰」此一涵义广泛的类别之外，别立「述祖铭辞」。此类铭辞结构往往遵循「祖考之德」、「祖考辅佐先王」、「今人率型祖考之德」、「具体作为」、「时王奖赏」的字段书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用语亦往往重复使用，突出此一类型的特别之处。且其用语多袭用于册命铭文，暗示两者在格式化的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文参考安大简《诗经》所提供的信息，对今本〈秦风‧权舆〉两章章首的「于我乎」如何读解提出了新的意见。「我」应读为「宜」、表「肉肴」，「于我（宜）乎」可译作「在肉肴方面啊」；「于我（宜）乎，夏屋渠渠」、「于我（宜）乎，每食四簋」追忆过去吃高档的肉食都享用不尽，其后的「今也每食无馀」、「今也每食不饱」则言如今粗茶淡饭尚不能果腹，落差鲜明。同时，安大简本有关简文的断读和理解应与今本统一，简文「始也于我（宜）」意为「当初在肉肴方面」；简本明言「始也」，使〈权舆〉今昔对比的脉络清晰可见。
题名刘向撰《列仙传》，魏、晋时流传极盛，继之者有葛洪《神仙传》、沈汾《续仙传》、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洞仙传》等。时至晚明，《列仙传》虽持续刊行，在出版技术进步与市场多元化情况下，出现收有数百仙人之《广列仙传》、绘有插图之《有象列仙全传》，以至传记、图绘、名句皆有且僧道合刻之《仙佛奇踪》。这些仙传随商舶东传，以至江户时期《书籍目录》所记《列仙传》已非刘向，而是「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的《有象列仙全传》。故本篇从出版文化角度，以甚为江户儒、佛两家关注之《有象列仙全传》为中心，首论与之相关的《广列仙传》东传情况、作者张文介之交友以及与益藩关系。其次考察《有象列仙全传》建阳、京都、大坂刊本，并探讨真言宗僧运敞、禅僧淡海竺常与其出版关系。最后就《有象列仙全传》与《仙佛奇踪》绘像，分析御用绘师狩野一溪、幕府儒官林罗山以及净土宗僧月僊对《有象列仙全传》之利用。从书籍出版角度延伸至社会文化，从中了解各阶级身分人士彼此交流情况以及江户时代对仙传之受容。
作为诗人、艺术家的耶稣，在现代中国的耶稣形象光谱上极为小众。1980年代浮现在台湾的后五四作家木心，堪称异数，耶稣之心深刻塑造了其浪漫自我与艺术殉道者心态，是现代中国、华语文艺接受欧洲浪漫主义值得关注的案例。本文从木心晚年自我描述为汉语「第五福音书」切入，回溯其纽约世界文学史讲课，呈现其新旧约诠释中的耶稣形象，分析其浪漫纲要「耶稣是集中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分散的耶稣」。它与木心的伊卡洛斯心态携手而行：艺术家是高飞而坠的伊卡洛斯，耶稣是此命运的终极诠释──他对人类的爱，是一场单恋。木心的耶稣，偏离了基督教的圣爱教义，成为他情感教育的浪漫典范，而这与其早年教养、人生志向和受难经历息息相关。穿越极端的20世纪，从担负文革的罪恶，到离散中见证世纪末的全球人文衰败，木心既以「伊卡洛斯－耶稣」自我认同、赋能与拯救，也以此表达对历史、人性的悲观，更忏诉其爱恨交集的心灵挣扎。揭示木心的浪漫耶稣形象，可以丰富现代中国的耶稣形象，启示重探浪漫主义的华语接受史，帮助走进这位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艺文传奇。
近年来华文科幻小说越来越受关注，向来以纯文学写作为主的林俊颕也借用科幻元素创作长篇小说《猛暑》（2017），抒发其对我岛（台湾）的种种感受。未来想像与抒情意识是理解《猛暑》的双重线索，二者皆与时间因素有关。本文首先讨论小说的未来时空／时态的叙事特性与意义，以及岛屿的「无主」状态所蕴含的寓言性。其次则就叙事者「我」醒来后，对时间作用于人／物的景象而引起的「物哀」与「身悲」之感，说明这一抒情主体及其抒情意识如何与我岛从「过热」朝向「热寂」状态的未来悬想相互兴发，乃至于以文字作为最后的凭借。本文以《猛暑》为例，最终所要指陈的是，在现实中岛上意识形态充满纠结与陷入僵局的时刻，文学的虚构与想像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