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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四期
出版日期： 2010-12
湯顯祖《牡丹亭》傳奇以明代闕名的文言小說〈杜麗娘記〉為藍本，在杜麗娘與柳夢梅愛情故事的主線上，繼承了小說原作「夢中情」、「人鬼情」、「人間情」的三段式情節結構，但卻以「至情」理想為指導，採取刪略、增飾、衍生、反諷等手法，對文言小說進行了「點鐵成金」式的改寫。在「夢中情」部分，《牡丹亭》傳奇重構了杜麗娘的客觀生存環境，並且更為詳盡地揭示了杜麗娘的精神覺醒過程，充分揭示杜麗娘之所以「出生入死」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心理性格動因。在「人鬼情」部分，《牡丹亭》傳奇著重刻畫柳夢梅與杜麗娘先天註定的「夫婦分緣」，並展現了杜麗娘鬼魂自覺、主動、積極地追求戀情與實現婚姻的過程。在「人間情」部分，《牡丹亭》傳奇對小說原有的情節內容進行了全方位的改寫，重新建構了柳、杜婚姻的團圓結局，生動地描寫了杜麗娘「從一而終」愛情理想的最終實現過程。全劇充分地展開了杜麗娘的個性意識與現實社會、文化傳統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蘊。
蓮華色尼的因緣故事是古代印度婦女具有的一種類型故事。在漢譯 佛典中，類似的故事存於數十種經律之中，涉及的人物也有十餘位。其 中，故事情節最為曲折複雜的當屬蓮華色尼、微妙尼、瘦瞿答彌尼。其 內容以「六種惡報」和「亂倫惡報」為基礎，情節大同小異。就故事情 節而言，「亂倫報應」故事與「六種惡報」故事當屬兩個完整獨立之系 統，難以合而為「七種報應」。根據佛教「因果輪回」和「善惡報應」 理論，蓮華色尼等類型故事的「惡報」說構成了女性的罪惡和苦難。事 實上，古代印度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生老病死以及童婚和一夫多妻的 婚姻制度，是構成女性苦難的重要根源之一。佛教的拯救成為女性走出 苦難的一條必然之路。尼團的建立，意味著為女性獲得更多的獨立性的 機會提供了可能。
佛教創造出種種有關獅子和佛陀聯繫在一起的話語，以獅子來裝飾 和象徵佛陀的高貴、威嚴、智慧、勇氣和力量，乃是佛教用來對付其他 外道的修辭手段。以佛陀世系而論，祖上曾獲獅子王稱號。早期佛教的 本身故事創造了獅子王作為佛陀前身的話語，這位獅子王通過犧牲自己 來世得以成佛。而佛陀自身修行經歷了四個階段，其禪修的最高階段也 以獅子奮迅象徵。佛陀與外道鬥法則以獅子吼為象徵，作為百獸之王能 夠摧伏諸多外道。佛陀說法也從而以獅子吼作為象徵，說法之地被稱為 獅子座，一方面作為佛陀地位和權力的裝飾，一方面也作為佛陀力量和 威嚴的象徵。從歷史背景來看，獅子作為佛陀權力裝飾和象徵乃與獅子 在南亞地區的自然分佈和活動分不開。
本論文認為從漢譯佛典僧人「神通」書寫，到《高僧傳》僧人「神異」 書寫，是印度佛教中土化過程中佛教文化型態「範式轉移」的現象。職是 之故，本論文嘗試立足於較為宏觀的視域，分別探討漢語語境中對「神」、 「異」、「通」三字的本有用法；以及譯經語彙中如何使用「神通」與「神 異」二詞？其次，探討早期漢譯大小乘佛典中關於咒術道術的定位為何？ 以及佛教初傳中土反映於史書、慧皎《高僧傳》之前，僧傳中的高僧形象 為何？最後，歸結指出慧皎以律師身份改用「神異」立科，既區隔出經教 「神通」與「神異」之別，亦記錄當時的歷史現象，並建構出中土高僧的 新範型。
儀徵劉氏是清代中晚期至民初著名的學術家族，數世從事文獻工 作，在經學、校讎學及方志學方面均有不凡的成就。劉氏家族在其校讎 工作的經驗中，提出若干校讎學的觀點及校讎工作須注意的原則，作為 其校刊工作的依據。本篇依據劉氏校勘的典籍及其撰述的校勘記，歸納 其校讎學的內容，以闡述其校讎學的特色及得失。而其從事校讎工作的 原則和方法，於今日的古籍整理工作，亦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論文以考察《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為主旨，文中首 先依據《開元釋教錄》卷10，列舉歷代的佛典目錄及其體例，作為後 文論述的基礎；其次討論《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七項體例的內涵 與沿革；最後對《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的體例提出檢討與 修正意見。《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以考證詳實、分類有序 聞名，是編纂大藏經的必要程序，本論文以之為研究對象，因此論文內 容值得研究佛典目錄和大藏經的學者參考。
船山之稱譽康樂，在詩學史上是一個纏訟不休的問題，但似未能得 到令人滿意的解答。針對《古詩評選》「自有五言，未有康樂；既有康 樂，更無五言」之譽，本文主要由三個面向來詮解：其一，在情景交融 視域的觀照下，船山重新抉發出康樂這些景句（模山範水之語）內涵之 情意邏輯，且風景山水亦有新的意蘊，那是詩人參贊天地，酌大化於一 蠡，在語言文字中獲取兩間大化的生生之意。其二，謝詩因遊覽或行旅 之故，內中富含時間與空間之變動，這種特質與汴宋後開發出的「詩以 意為主」有了內在呼應，船山遂能藉著謝詩的內在意理開展、轉折與收 攝，論述其神行不測之感，並以此豐富、也調整「意」的內涵。而上述 兩個面向自非身處明末清初船山所不能為；那既是船山詩論根柢，也是 他藉以回應詩／世道的補偏救弊之方。明乎此，則進入第三個面向，同 樣充滿著對往者之懷想與今者之改造，船山對謝靈運之「心賞」，那是 作為風雅衰亡的見證者，希冀回到那未被污染的乾淨土，但卻非遠古素 樸之《詩三百》，而是詩歌將變未變，古盛律伏的年代─晉、宋之際，那幾乎是後世律化詩歌之「萌芽」與「起點」，同時也是五古之「終點」 與「極盛」。這個年代的意義在於：詩歌走上試驗的道路，詩人擁有最 好的機會，擁有最多的可能與潛在變化之基質，但作為「感傷詩人」， 那是一個船山再也回不去的天真年代，因而滿懷對古（指詩體）想望， 撫今追昔的慨嘆，而終於對謝靈運之無盡嘆賞。
本文旨在通過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來考察九十年代以來當代漢語 詩的修辭學轉化，這種轉化可以看作是對拉岡意義上的符號域的消解。 當代漢語詩的語言通過展示象徵性表達的疏漏，形成一種不斷趨向滲漏 出符號域的那個「小它物」的欲望，而這種註定受阻礙的欲望則意味著 對阻礙的欲望。拉岡將欲望看作是一種換喻，而這也正是當代漢語詩的 顯著修辭特徵。本文將通過分析當代漢語詩中換喻修辭的種種表現，探 討這種修辭是如何達成一種挑戰宏大話語模式的寫作，揭示符號秩序的 內在創傷與絕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