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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24-12
在拙稿中,筆者探討了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疾病與疫病觀。中國古代認為疾病是由鬼,即惡靈,附著於病人的身體或進入體內而引起的。在漢字的結構中,也有與疾病原因及其治療相關的元素。疫病的「疫」字的甲骨文似乎描繪了用棍狀物體擊打附著於病人的疫鬼以將其驅逐的情景。筆者將此稱為「鬼系病因論」。這種觀點透過漢字及文獻也對日本產生了影響。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幾點進行考察:(一)基於陰陽五行論的氣系病因論;(二)鬼系病因論;(三)文字中所見鬼系病因論;(四)儺與方相氏的關聯。此次考量到在台灣的發表,筆者特意介紹了日本人皆知的內容。作為整體發展,中國醫學從「鬼系病因論」轉向強調氣流動的「氣系病因論」。然而,在宗教及傳統文化中,基於「鬼系病因論」的信念並不少。我們可以在日本的追儺和祇園祭中看到這些影響及其延展。
本文探討暴力的敘事對形成文化記憶的作用。論述暴力的敘事引起娛樂、關注和沉浸式的接受,促使深刻記憶的形成。通過分析「炮烙」的酷刑作為一種記憶場所,我勾勒出古代中國文本中對本酷刑的回憶。除了愈來愈詳細書寫暴力以外,這些回憶還反映了「以今釋古」、「以史為鑒」兩種詮釋方式。
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為曾國歷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材料,也為研究歷史記憶的承傳、斷裂及重構提供了極佳視角。南土之曾在傳世文獻中「消失」,當主要是由史料記錄者的不同立場所造就。昭王南征之後曾國的歷史書寫發生中斷,以及春秋以來曾、楚兩國失敗的經歷也未在銅器銘文中體現,反映了銅器銘文記錄歷史的傾向。春秋時期的曾國銅器銘文著意於追述先祖事蹟,並在某種程度上重構了歷史記憶。曾國公室的族源記憶,同樣反映了春秋時期追溯遠祖的風氣。
馮夢龍不僅是編撰民歌選集、白話小說、戲曲等活躍於晚明出版市場,身兼作者(包含編輯)與出版商身分的文人,更是精研《春秋》,兼具史家身分的儒者。馮夢龍具有的史家身分,對他的編輯活動之影響、作品展現的史家精神與政治關懷,已有學者探討,然而,馮夢龍身兼文人與儒者雙重身分,對不同類型著作的編撰之具體影響,相關研究仍不多。
本文以書籍史的馮夢龍研究成果為基礎,考量其不同類型著作營銷的目標讀者群體,以在明中葉以後的士群體間,評價毀多於譽的王安石作為切入視角,對照《古今笑》、《智囊》、《警世通言》、《綱鑑統一》,觀察馮夢龍的不同著作對同一人物的形象塑造與評價,以期能對馮夢龍不同著作之編撰策略,有更具體的認識。
明末清初古詩評中,吳淇、陳祚明對與物色相關,作為動詞、形容詞、副詞之虛字探討較多,著意展現物態本身,顯示美學感知,拓展前朝少見之視野。
船山「寫光寫氣」對虛物有較多關照。吳淇更進一步深刻闡說虛物之物理性。陳祚明主張「捕虛得踪」,將實體物色虛化,是最重虛物者。
延伸至「物色賞玩之情」、「涉及生命情懷之情景交融」,船山之論可見虛物乃外景活潑、情景融合之關鍵;吳淇則是精細闡述虛物與情思之同步變宕;陳祚明在寫景必寫虛的主張中,充分揭示情生發轉變的各個層次。
船山三家之虛評將鏡花水月論從相對抽象的理論落實至親身感知,展現美學之具體化。諸評將「一般性」情、物往「類型性」精細挖掘,有助深化情物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