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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四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24-12
在拙稿中,笔者探讨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疾病与疫病观。中国古代认为疾病是由鬼,即恶灵,附着于病人的身体或进入体内而引起的。在汉字的结构中,也有与疾病原因及其治疗相关的元素。疫病的「疫」字的甲骨文似乎描绘了用棍状物体击打附着于病人的疫鬼以将其驱逐的情景。笔者将此称为「鬼系病因论」。这种观点透过汉字及文献也对日本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点进行考察:(一)基于阴阳五行论的气系病因论;(二)鬼系病因论;(三)文字中所见鬼系病因论;(四)傩与方相氏的关联。此次考量到在台湾的发表,笔者特意介绍了日本人皆知的内容。作为整体发展,中国医学从「鬼系病因论」转向强调气流动的「气系病因论」。然而,在宗教及传统文化中,基于「鬼系病因论」的信念并不少。我们可以在日本的追傩和祇园祭中看到这些影响及其延展。
本文探讨暴力的叙事对形成文化记忆的作用。论述暴力的叙事引起娱乐、关注和沉浸式的接受,促使深刻记忆的形成。通过分析「炮烙」的酷刑作为一种记忆场所,我勾勒出古代中国文本中对本酷刑的回忆。除了愈来愈详细书写暴力以外,这些回忆还反映了「以今释古」、「以史为鉴」两种诠释方式。
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为曾国历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历史记忆的承传、断裂及重构提供了极佳视角。南土之曾在传世文献中「消失」,当主要是由史料记录者的不同立场所造就。昭王南征之后曾国的历史书写发生中断,以及春秋以来曾、楚两国失败的经历也未在铜器铭文中体现,反映了铜器铭文记录历史的倾向。春秋时期的曾国铜器铭文着意于追述先祖事蹟,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历史记忆。曾国公室的族源记忆,同样反映了春秋时期追溯远祖的风气。
冯梦龙不仅是编撰民歌选集、白话小说、戏曲等活跃于晚明出版市场,身兼作者(包含编辑)与出版商身分的文人,更是精研《春秋》,兼具史家身分的儒者。冯梦龙具有的史家身分,对他的编辑活动之影响、作品展现的史家精神与政治关怀,已有学者探讨,然而,冯梦龙身兼文人与儒者双重身分,对不同类型着作的编撰之具体影响,相关研究仍不多。
本文以书籍史的冯梦龙研究成果为基础,考量其不同类型着作营销的目标读者群体,以在明中叶以后出租车群体间,评价毁多于誉的王安石作为切入视角,对照《古今笑》、《智囊》、《警世通言》、《纲鑑统一》,观察冯梦龙的不同着作对同一人物的形象塑造与评价,以期能对冯梦龙不同着作之编撰策略,有更具体的认识。
明末清初古诗评中,吴淇、陈祚明对与物色相关,作为动词、形容词、副词之虚字探讨较多,着意展现物态本身,显示美学感知,拓展前朝少见之视野。
船山「写光写气」对虚物有较多关照。吴淇更进一步深刻阐说虚物之物理性。陈祚明主张「捕虚得踪」,将实体物色虚化,是最重虚物者。
延伸至「物色赏玩之情」、「涉及生命情怀之情景交融」,船山之论可见虚物乃外景活泼、情景融合之关键;吴淇则是精细阐述虚物与情思之同步变宕;陈祚明在写景必写虚的主张中,充分揭示情生发转变的各个层次。
船山三家之虚评将镜花水月论从相对抽象的理论落实至亲身感知,展现美学之具体化。诸评将「一般性」情、物往「类型性」精细挖掘,有助深化情物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