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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09-12
特稿 關於人文的省思
論文以元曲、金諸宮調為材料，特別挑選語句中聲調限定嚴格的格位（如： 元曲末句煞尾二字；諸宮調中四字至七字律句之偶數字、仄仄連出之句末二字） 作為觀察對象，進行詳盡的分類統計，以分別觀察《中原音韻》「入聲作上聲」 字在元曲、諸宮調中的聲調表現。觀察得知，「一、不」二字讀為平聲字的比例， 遠比其他「入聲作上聲」的字高出甚多，且與「入聲作平聲」字讀為平聲的比例 接近；「一、不」二字在元曲、諸宮調中讀為去聲的比例，也高出其他「入聲作 上聲」字，而與「入聲作去聲」字讀為去聲的比例接近。據此推斷，金元時期的 「一、不」二字均已有平聲和去聲讀法。 對元曲、金諸宮調中「一、不」讀去聲的比例偏低，論文也有解釋。
專題稿 晉方言元音高化的類型
通過對處於「孤立區域模式」的晉方言的元音高化類型的分析，認為晉方言 存在音系單側元音高化和音系雙側元音高化兩種類型。音系單側元音高化又可分 為元音前高化和元音後高化兩種類型。音系雙側元音高化又可進一步分為音系雙 側元音多項高化和音系雙側元音強勢高化兩種類型。從地理分佈來看，地處晉南 中原官話區的汾河片方言多數屬於音系單側元音後高化型，這顯然與官話方言一 致。音系單側元音前高化型都屬於晉方言。晉方言多數點屬於音系雙側元音多項 高化型。處於方言交接地帶的汾西、興縣、五臺則屬於音系雙側元音強勢高化型。 元音後高化是官話方言的特徵，大多數漢語北部方言的元音高化也都體現為這一 特徵，元音前高化是晉方言的創新特徵，這在北部方言中是獨樹一幟的。晉方言 地處北部山地，而表現出與一些南部方言一致的特點，其原因值得深入觀察和探 討。晉方言鼻音韻尾的弱化甚至脫落與陰聲韻合流是導致晉方言元音高化的根本 原因，這一因素刺激了原有的元音高化的基因，使得晉方言元音高化現象異常突 出。就晉方言元音高化的規律來說，顎化音節的元音傾向於前高化，非顎化音節 的元音傾向於後高化。韻尾的舌位對元音高化方向的影響與顎化介音對元音高化 的影響程度不同，前者的強度大於後者。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一、福建閩南方言韻書概說，簡單介紹泉腔、漳腔、 兼漳泉二腔韻書概況；二、福建兼漳泉二腔韻書音系比較研究，著重比較其聲 母、韻母、聲調的同與異；三、結語，福建閩南方言韻書的音系共性、差異及 其成因。
對於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定位，前賢或將魏晉南北朝均視為經學中衰；或以中 衰視魏晉，以分立視南北朝；或以南學盛而北學衰；或以北學盛而南學衰，所論 殊不一致。本文以南北經學盛衰評議為題，即欲藉鳩合舊籍，借助史料，重新省 視前賢評論南北經學「盛衰」的妥切性，並藉由多元角度，瞭解諸家對南北朝經 學理解差異的所在，分別從在位態度、時局世變、經學教育、經學純駁、經學著 作等五方面之比較，提出個人管窺之見，以探其原委，希望對於廓清南北朝經學 面貌，能收潦盡潭清之功。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為目前保存漢《易》的主要文獻，也是對漢《易》 認識的最佳進路。《易》卦的陰陽爻，以及其爻所處的爻位，為構成符號意象 思維的重要成份，特別表現在爻位的「當」、「應」上。李道平的爻位觀，在 「當」與「應」方面，其龐富多元之內涵，已非《易傳》或漢魏某家之說所能 牢籠。李氏在爻位關係的理解或釋義的運用上，「當」與「應」的關係，往往 相伴互現，而且重視正應的認識。同時，除了一般的「當」、「應」關係外， 李氏也提到特殊的「當」、「應」關係，運用了動態的、積極的爻變手法，包 括之正、升降等說，復求爻位的歸正，並反映出李氏同虞翻一樣對成既濟的理 想定勢之期盼。李氏對不義之應作了次級或負面的認定，表現出他對良善本質 與規律有序的高度肯定，對事物發展與定位的正當性作積極的確定。但是，對 於其特殊的「當」、「應」說與爻變主張當中，仍可看到運用上的矛盾附會 之現象，也看出這套釋義系統不能通解的侷限與困境！
地誌，也是一種文本（text），一種空間的文本，提供異時代人們不斷地 解讀、詮釋，乃至於重構。六朝志怪所書寫的內容不僅包括奇聞異事、因果 報應、五行厭勝、社會現況、佛道信仰、災異禎祥、託夢離魂、幽媾冥婚、 占卜夢兆等內容，尚含攝許多歷史典故、神話傳說、風土民俗、地理風物等， 是整體文化的地誌書寫、人文關懷的表現。事實上，六朝志怪非常關注「地 理博物」之書寫，不管在「史傳類」或「雜記類」皆涉及此一書寫，形成一 種時代的集體意識。這種思維反映在神話傳說之敘記、風土民情的載錄等， 映現「傳記情境」之神聖臨在的「真實」敘事，透過地景凝視召喚歷史情境， 體現一種互為主體性的地理景觀。本文透過六朝志怪的風俗與地誌之書寫， 探討地景成為一種人文載體，書寫神話傳說、奇風異俗、宗教信仰、地理博 物等皆銘刻社會活動的人文立體景觀，透過主體感知的書寫，佈示地景座標 之多重現實與日常生活之情境再現。
唐代有很多典禮賦，參酌唐代國家典禮之相關史料記載，可以有助於理解 唐代文士是在何種文化背景和心態下創作如此大量的典禮賦。本文從文士所處 的文化情境和創作心態入手，探討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企圖更進一步 地了解唐代文士大量創作典禮賦的背景和心境。從典禮賦的發展來看，唐代是 典禮賦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創作上的巔峰時期。唐代典禮賦能對應於實際的 唐代典禮禮目，命題廣泛，觸及的禮制很多。而其中月令與五行的觀念更是解 讀唐代典禮賦的基本關鍵，多數典禮賦都涵攝著《禮記．月令》中的時令觀。 而觀察唐代典禮賦更可以發現：典禮賦的創作有文士親臨典禮現場的事實存 在，這也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去理解、看待和評價唐代典禮賦。從文士創作典禮 賦的心態來看，其心中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崇禮心態存在，結合史料來看，更 可以看到唐代文士社會中的崇禮文化。透過對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探討 將有助於從此一角度重新對唐代典禮賦進行不同於以往的評價和研究。
明代為強化儒學傳統，確立以制義取士的科舉制度，導致許多士子因專務舉 業，而不知詩為何物。但明代翰林院教習、考選庶吉士，卻十分重視詩歌，翰林 院內的詩學活動亦相當頻繁，包括應制、例贈、館課、集結詩社、聚會唱和、講 論詩法、品評詩作等，詩歌對於明代翰林院人員，既是官方任務、人際往來之所 需，也是個人抒發情感的方式。本論文以詩學的角度，探討明代翰林院詩學活動 中詩歌館課的教習情形及利弊得失，並由庶吉士的詩作、詩題，觀察其詩學意義。 同時也分析論述庶吉士對於詩歌館課的學習心態，以及館師的教習原則和態度 等，藉以了解明代詩學的多元面相，一窺明代文化發展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