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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09-12
特稿 关于人文的省思
论文以元曲、金诸宫调为材料，特别挑选语句中声调限定严格的格位（如： 元曲末句煞尾二字；诸宫调中四字至七字律句之偶数字、仄仄连出之句末二字） 作为观察对象，进行详尽的分类统计，以分别观察《中原音韵》「入声作上声」 字在元曲、诸宫调中的声调表现。观察得知，「一、不」二字读为平声字的比例， 远比其他「入声作上声」的字高出甚多，且与「入声作平声」字读为平声的比例 接近；「一、不」二字在元曲、诸宫调中读为去声的比例，也高出其他「入声作 上声」字，而与「入声作去声」字读为去声的比例接近。据此推断，金元时期的 「一、不」二字均已有平声和去声读法。 对元曲、金诸宫调中「一、不」读去声的比例偏低，论文也有解释。
专题稿 晋方言元音高化的类型
通过对处于「孤立区域模式」的晋方言的元音高化类型的分析，认为晋方言 存在音系单侧元音高化和音系双侧元音高化两种类型。音系单侧元音高化又可分 为元音前高化和元音后高化两种类型。音系双侧元音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音系双 侧元音多项高化和音系双侧元音强势高化两种类型。从地理分布来看，地处晋南 中原官话区的汾河片方言多数属于音系单侧元音后高化型，这显然与官话方言一 致。音系单侧元音前高化型都属于晋方言。晋方言多数点属于音系双侧元音多项 高化型。处于方言交接地带的汾西、兴县、五台则属于音系双侧元音强势高化型。 元音后高化是官话方言的特征，大多数汉语北部方言的元音高化也都体现为这一 特征，元音前高化是晋方言的创新特征，这在北部方言中是独树一帜的。晋方言 地处北部山地，而表现出与一些南部方言一致的特点，其原因值得深入观察和探 讨。晋方言鼻音韵尾的弱化甚至脱落与阴声韵合流是导致晋方言元音高化的根本 原因，这一因素刺激了原有的元音高化的基因，使得晋方言元音高化现象异常突 出。就晋方言元音高化的规律来说，颚化音节的元音倾向于前高化，非颚化音节 的元音倾向于后高化。韵尾的舌位对元音高化方向的影响与颚化介音对元音高化 的影响程度不同，前者的强度大于后者。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福建闽南方言韵书概说，简单介绍泉腔、漳腔、 兼漳泉二腔韵书概况；二、福建兼漳泉二腔韵书音系比较研究，着重比较其声 母、韵母、声调的同与异；三、结语，福建闽南方言韵书的音系共性、差异及 其成因。
对于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定位，前贤或将魏晋南北朝均视为经学中衰；或以中 衰视魏晋，以分立视南北朝；或以南学盛而北学衰；或以北学盛而南学衰，所论 殊不一致。本文以南北经学盛衰评议为题，即欲借鸠合旧籍，借助史料，重新省 视前贤评论南北经学「盛衰」的妥切性，并借由多元角度，了解诸家对南北朝经 学理解差异的所在，分别从在位态度、时局世变、经学教育、经学纯驳、经学着 作等五方面之比较，提出个人管窥之见，以探其原委，希望对于廓清南北朝经学 面貌，能收潦尽潭清之功。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目前保存汉《易》的主要文献，也是对汉《易》 认识的最佳进路。《易》卦的阴阳爻，以及其爻所处的爻位，为构成符号意象 思维的重要成份，特别表现在爻位的「当」、「应」上。李道平的爻位观，在 「当」与「应」方面，其庞富多元之内涵，已非《易传》或汉魏某家之说所能 牢笼。李氏在爻位关系的理解或释义的运用上，「当」与「应」的关系，往往 相伴互现，而且重视正应的认识。同时，除了一般的「当」、「应」关系外， 李氏也提到特殊的「当」、「应」关系，运用了动态的、积极的爻变手法，包 括之正、升降等说，复求爻位的归正，并反映出李氏同虞翻一样对成既济的理 想定势之期盼。李氏对不义之应作了次级或负面的认定，表现出他对良善本质 与规律有序的高度肯定，对事物发展与定位的正当性作积极的确定。但是，对 于其特殊的「当」、「应」说与爻变主张当中，仍可看到运用上的矛盾附会 之现象，也看出这套释义系统不能通解的侷限与困境！
地志，也是一种文本（text），一种空间的文本，提供异时代人们不断地 解读、诠释，乃至于重构。六朝志怪所书写的内容不仅包括奇闻异事、因果 报应、五行厌胜、社会现况、佛道信仰、灾异祯祥、讬梦离魂、幽媾冥婚、 占卜梦兆等内容，尚含摄许多历史典故、神话传说、风土民俗、地理风物等， 是整体文化的地志书写、人文关怀的表现。事实上，六朝志怪非常关注「地 理博物」之书写，不管在「史传类」或「杂记类」皆涉及此一书写，形成一 种时代的集体意识。这种思维反映在神话传说之叙记、风土民情的载录等， 映现「传记情境」之神圣临在的「真实」叙事，透过地景凝视召唤历史情境， 体现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地理景观。本文透过六朝志怪的风俗与地志之书写， 探讨地景成为一种人文载体，书写神话传说、奇风异俗、宗教信仰、地理博 物等皆铭刻社会活动的人文立体景观，透过主体感知的书写，布示地景座标 之多重现实与日常生活之情境再现。
唐代有很多典礼赋，参酌唐代国家典礼之相关史料记载，可以有助于理解 唐代文士是在何种文化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如此大量的典礼赋。本文从文士所处 的文化情境和创作心态入手，探讨唐代典礼赋创作的文化情境，企图更进一步 地了解唐代文士大量创作典礼赋的背景和心境。从典礼赋的发展来看，唐代是 典礼赋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创作上的巅峰时期。唐代典礼赋能对应于实际的 唐代典礼礼目，命题广泛，触及的礼制很多。而其中月令与五行的观念更是解 读唐代典礼赋的基本关键，多数典礼赋都涵摄着《礼记．月令》中的时令观。 而观察唐代典礼赋更可以发现：典礼赋的创作有文士亲临典礼现场的事实存 在，这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去理解、看待和评价唐代典礼赋。从文士创作典礼 赋的心态来看，其心中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崇礼心态存在，结合史料来看，更 可以看到唐代文士社会中的崇礼文化。透过对唐代典礼赋创作的文化情境探讨 将有助于从此一角度重新对唐代典礼赋进行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和研究。
明代为强化儒学传统，确立以制义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许多士子因专务举 业，而不知诗为何物。但明代翰林院教习、考选庶吉士，却十分重视诗歌，翰林 院内的诗学活动亦相当频繁，包括应制、例赠、馆课、集结诗社、聚会唱和、讲 论诗法、品评诗作等，诗歌对于明代翰林院人员，既是官方任务、人际往来之所 需，也是个人抒发情感的方式。本论文以诗学的角度，探讨明代翰林院诗学活动 中诗歌馆课的教习情形及利弊得失，并由庶吉士的诗作、诗题，观察其诗学意义。 同时也分析论述庶吉士对于诗歌馆课的学习心态，以及馆师的教习原则和态度 等，借以了解明代诗学的多元面相，一窥明代文化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