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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19-12
《奇萊前（後）書》允為楊牧的記憶之書，既收拾往日斷片，也對應現在、設想未來。其中濟慈《恩迪密昂》（Endymion）開頭「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數句，尤其反覆出現在不同的人生事件中，楊牧不但由此衍伸對於浪漫主義正面價值的維護，濟慈之外，還廣泛論及華茨華斯、拜倫、雪萊、葉慈；同時，藉由與浪漫主義詩人的對話，詩人持續進行關於「美」、「大自然」、「永恆」、「真理」的辯論與追求。本文將由詩人與大自然、詩人與自我，以及詩人與詩三個面向，追蹤這衍生多端的「美」的體系，如何被每一個現實的曲折──如憂鬱、虛無或抵抗所重新建構，而成為人生中可以據以反芻、興感或嚮往的關鍵模式。
晚清翻譯小說種類繁多，其中，偵探小說尤受讀者歡迎。然而，相對於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故事在當時及現今學界所引起的關注，與柯南道爾（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1930）齊名的法國小說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創造的亞森羅蘋（Arsène Lupin）故事，卻要直至1912年方於中國現身，且較少受到注意。現代中國重要的通俗文學大家，同時也是著名編輯、譯者的周瘦鵑（1895-1968），自1914年起開始譯介亞森羅蘋故事，稱之為「胠篋之王」，直至二、三○年代，他更陸續翻譯了數十篇亞森羅蘋故事，稱道亞森羅蘋小說妙不可言，不但能當偵探小說讀，更可看作是武俠小說，並主導了《亞森羅蘋案全集》的推出，貢獻可謂最力。通過周瘦鵑的潤飾、改寫與翻譯，「紳士怪盜」（gentleman cambrioleur）亞森羅蘋旅行至中國，變身為「智勇雙全」的「義俠」，建構出獨特的俠盜想像。從法國到上海，從「劇盜」到「義俠」，周瘦鵑的亞森羅蘋翻譯小說融合了西方偵探小說及傳統俠義小說的元素，為當時的讀者營造出了一片都市江湖，洋溢著蘊含英雄兒女之情的家國想像。亞森羅蘋在近現代中國的奇異旅程，其特色與意涵，無疑值得從更全面的視野，通過細膩比對中、法、英譯本，加以爬梳分析，而這也是本文著力的目標。
本文嘗試梳理宋春舫所有參與過的劇本譯介工作，包含由他本人自譯、與他人合譯，以及出自他規畫並負責校對、編輯者。目前所見收入三種《宋春舫論劇》的文字並未交待原始刊登訊息，也未完整收錄宋春舫參與翻譯過的全部劇本；透過近現代報刊所留下的資料，我們得以並置多種宋春舫的重要論著和譯著，彼此參照，進行更為細緻的脈絡化考察。據本文統計，若不論是否完稿，宋春舫曾經參與譯介的戲劇共計20種，其中由他自行翻譯的有16種。為掌握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背景，本文先行查考他自上海求學至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經歷，包括對其學識影響甚大的兩次歐遊期程；其次檢視他曾提出的兩份世界名劇劇目，建立他回國後劇本譯介工作的基礎認知；最後則分述他參與翻譯的20種歐洲戲劇，嘗試將其分類，並提出若干涉及版本、翻譯動機、原劇出處的分析。綜觀宋春舫自1919年至1937年的戲劇翻譯工作，多樣性和當代性實為最主要的特質。
科洛迪（Carlo 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記》在1927年第一次譯介到中國，譯者為徐調孚（1901-1981），以2個英文譯本為底本轉譯而來。這類採用雙重或多重底本的間接翻譯，在翻譯史上並不罕見，其現象顯然比單一原作直接翻譯更為複雜。2種底本孰輕孰重，內容不同如何抉擇，都是譯者要面對的問題。本研究利用文本細讀法與批判論述分析法，描述譯者面對雙重底本時採用的策略，例如選擇淡化暴力的底本或是加總2個底本的內容等；其次分析採用這些策略可能的原因及效應，最後則探究譯者翻譯觀、兒童觀與當時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整體而言，雙重底本是譯者選擇轉譯又想力求周全忠實之下的特殊現象，面對2個底本的差異，譯者會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策略，在策略彼此出現矛盾時，譯者重視資訊周全、邏輯正確的原則還是優先於淡化暴力及精簡篇幅的傾向。
示寂夢可視作一種死亡信息的傳遞，係做夢者透過夢徵獲知傳主或某位僧侶即將往生的訊息，根據夢境示現的徵兆，暗示高僧往生去處或驗證修行得道之必然。本文以梁慧皎《高僧傳》、唐道宣《續高僧傳》、宋贊寧《宋高僧傳》、到明如惺《大明高僧傳》進行研究，依夢象不同歸納出預知時至、聖者來迎、淨土祥瑞、傾毀異兆和託夢道別5 種夢象類型。其中慧皎與道宣兩傳運用聖者來迎的感夢瑞兆最多，這些來自聖界的阿彌陀佛、觀音、祖師、天人等，皆是肯定傳主道業有成的聖顯之應，而非倚靠他力求得的結果；贊寧則以弟子夢見浮圖摧倒、佛殿傾毀的異兆，表達對貢獻卓越大師的不捨與崇敬；如惺則著墨於念佛往生西方淨土世界的鋪敘。從信仰角度來看，示寂夢可視為傳主個人生命的超越與突破，當傳主從夢中醒來，雖已得知即將往生的訊息，但因夢中經歷佛、菩薩顯聖的神祕經驗，彷彿獲得往生淨土的應許，面對死亡無有恐懼，能充滿信心地歸趣理想淨土。就文學角度而言，僧傳作者有意利用感夢情節的鋪排，為僧侶生命增添聖化的效果，藉由夢通虛實的交叉呼應與臨終前後的對比手法，讓讀者從高僧圓寂的過程中，體會一種崇高的死亡美感，而此種修行證道的書寫模式，亦具有極佳的宣教效果。
本文主要以無相之神異感通敘述為主體，觀察外國僧無相於唐土聖化及其流播之過程。敦煌文獻中有P.2125、S.516、P.3717等十餘件寫本的《歷代法寶記》，對法號無相的新羅王子──金和尚之敘述時涉神異情節，且多為其他傳世文獻所未提及。無相入唐後，聲跡遠播，從長安到蜀地、吐蕃，甚至南詔，藏文《韋協》、《拔協》、《賢者喜宴》等，或日本有鄰館藏《南詔圖傳》等文獻均可見金和尚的蹤跡。無相在8世紀已被視為佛菩薩，如所到州縣，「家家懸幡，戶戶焚香」，並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絕」。又敦煌畫中有P.4029、P.4074等20幅的行腳僧圖，畫面中除有一僧背負行囊，手持麈尾、錫杖，身旁總有一老虎相隨，上方則有化佛一尊，並多有「寶勝如來佛」的榜題，該僧人的原型，筆者以為應該是同為新羅王子的無相與無漏的複合體，並影響後來約形成於13 世紀的吐蕃十八羅漢中的達摩多羅形象。
19、20世紀之交，隨著西力入侵以及東亞地緣政治的變動，文明的交會與差異問題開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熱議的焦點。本文探討1900-1910年代杜亞泉（1873-1929）文明論的歷史生成，並嘗試說明他在東西文明的對照框架下，廣泛介入人類生活各個面向的繁多議題，所欲辯證的理想文明與人類生活究竟是何面貌。從分析觀點來看，杜氏的文明論可區分為三個向度：在宇宙進化的視野下探討文明進化的原理；文明的東西類型論；反思現代文明並構想未來新文明。第一向度構成另兩個向度的基礎，其內建的調和論思維並奠定整個文明論的基調。本文認為，杜氏的調和論思維乃傳統陰陽互濟觀念的現代延續，蘊含一種將理性與經驗、創造與因襲視為相即不二的理性觀。因此，他倡議的東西文明調和論並無法化約為認同政治的產物，而是結穴於特定的世界觀、歷史觀之內。它同時展現深刻的倫理關懷，直指普世性的價值選擇問題。正是立足於價值選擇的倫理思考，杜氏通過以特定方式形構而成的文明論，嘗試對抗中國自甲午戰敗以來，以「追求富強」為導向的思想路徑。由於他乃將這個路徑，連同甲午之戰與一戰，視為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文明的內部問題，因此他的對抗實亦回應了現代世界的普遍性問題。另一方面，他亦通過東西文明的相互審視來構想20 世紀新文明，以期實現心與物、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和諧統一。本文將說明杜氏文明論的批判意識，如何經由一種注重歷史延續性的理性原則的涵化，最終引導他走向漸進改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
五○年代的臺灣文壇被外省作家所把持，而這群作家解嚴之後，一直到新世紀還能保持豐沛創作量並且持續出版的實不多見。作家張放屬這群外省小說家中的異類，數十年來他寫作不輟，創作量驚人。本文考察何以當許多第一代外省作家紛紛停筆，張放仍持續寫作。論文企圖分析張放小說中的身分敘事，理解其內在和外緣的因素，並兼而闡述張放小說敘事的精神價值與主體建構的意義。分析後本文發現張放反覆寫作的用意在於關注1949年來臺的外省人，特別是底層的知識分子以及老兵的集體命運。他們在探親開放與解嚴之後開始清楚覺知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與兩岸隔絕所帶來的惡性結果，戰爭框架的瓦解失靈，使得張放重新思索他們一代遷臺者如何被認識與記憶的歷史課題，其中充滿不被理解的憂愁，也暗藏空虛落寞的邊緣人心緒。另一方面，他的晚年寫作不僅是出自於心理創傷的揭露和歷史的檢討，也是為包含自己在內的外省人的未來尋求解答。他自敘事中重建了「老芋仔」熱情、樸實的形象，積極、勤奮、感恩的「替代故事」成為張放的桃花源，也幫助他找到了文字的歸宿和永恆的心靈王國。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以下簡稱《異典》）以教育部所頒《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罕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為正字綱領，蒐羅六十餘種古今字書文獻相應之異體字形，所收字形達十萬以上，可謂空前。然亦或偶有遺漏者，尤其三表未收之正字，則《異典》亦多未收錄，或仍有可資補綴者。明代梅膺祚《字彙》收字三萬三千餘字，凡《篇海》怪僻之字悉不錄，收字尚稱嚴謹。然《異典》亦有未收錄者。初步觀察計51字，具獨立音義宜收為正字者計16字，釋典用字而可補入者計10字，或為某字之異寫，或可補收為異體者有17字，存疑待考者8字，本文皆深入分析，冀能提供《異典》收錄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