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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二期
出版日期： 2019-12
《奇莱前（后）书》允为杨牧的记忆之书，既收拾往日断片，也对应现在、设想未来。其中济慈《恩迪密昂》（Endymion）开头「美的事务是永恒的欢愉」数句，尤其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人生事件中，杨牧不但由此衍伸对于浪漫主义正面价值的维护，济慈之外，还广泛论及华茨华斯、拜伦、雪莱、叶慈；同时，借由与浪漫主义诗人的对话，诗人持续进行关于「美」、「大自然」、「永恒」、「真理」的辩论与追求。本文将由诗人与大自然、诗人与自我，以及诗人与诗三个面向，追踪这衍生多端的「美」的体系，如何被每一个现实的曲折──如忧郁、虚无或抵抗所重新建构，而成为人生中可以据以反刍、兴感或向往的关键模式。
晚清翻译小说种类繁多，其中，侦探小说尤受读者欢迎。然而，相对于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故事在当时及现今学界所引起的关注，与柯南道尔（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1930）齐名的法国小说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创造的亚森罗苹（Arsène Lupin）故事，却要直至1912年方于中国现身，且较少受到注意。现代中国重要的通俗文学大家，同时也是着名编辑、译者的周瘦鹃（1895-1968），自1914年起开始译介亚森罗苹故事，称之为「胠箧之王」，直至二、三○年代，他更陆续翻译了数十篇亚森罗苹故事，称道亚森罗苹小说妙不可言，不但能当侦探小说读，更可看作是武侠小说，并主导了《亚森罗苹案全集》的推出，贡献可谓最力。通过周瘦鹃的润饰、改写与翻译，「绅士怪盗」（gentleman cambrioleur）亚森罗苹旅行至中国，变身为「智勇双全」的「义侠」，建构出独特的侠盗想像。从法国到上海，从「剧盗」到「义侠」，周瘦鹃的亚森罗苹翻译小说融合了西方侦探小说及传统侠义小说的元素，为当时的读者营造出了一片都市江湖，洋溢着蕴含英雄儿女之情的家国想像。亚森罗苹在近现代中国的奇异旅程，其特色与意涵，无疑值得从更全面的视野，通过细腻比对中、法、英译本，加以爬梳分析，而这也是本文着力的目标。
本文尝试梳理宋春舫所有参与过的剧本译介工作，包含由他本人自译、与他人合译，以及出自他规画并负责校对、编辑者。目前所见收入三种《宋春舫论剧》的文字并未交待原始刊登讯息，也未完整收录宋春舫参与翻译过的全部剧本；透过近现代报刊所留下的资料，我们得以并置多种宋春舫的重要论着和译着，彼此参照，进行更为细致的脉络化考察。据本文统计，若不论是否完稿，宋春舫曾经参与译介的戏剧共计20种，其中由他自行翻译的有16种。为掌握宋春舫戏剧译介工作的背景，本文先行查考他自上海求学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经历，包括对其学识影响甚大的两次欧游期程；其次检视他曾提出的两份世界名剧剧目，建立他回国后剧本译介工作的基础认知；最后则分述他参与翻译的20种欧洲戏剧，尝试将其分类，并提出若干涉及版本、翻译动机、原剧出处的分析。综观宋春舫自1919年至1937年的戏剧翻译工作，多样性和当代性实为最主要的特质。
科洛迪（Carlo 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在1927年第一次译介到中国，译者为徐调孚（1901-1981），以2个英文译本为底本转译而来。这类采用双重或多重底本的间接翻译，在翻译史上并不罕见，其现象显然比单一原作直接翻译更为复杂。2种底本孰轻孰重，内容不同如何抉择，都是译者要面对的问题。本研究利用文本细读法与批判论述分析法，描述译者面对双重底本时采用的策略，例如选择淡化暴力的底本或是加总2个底本的内容等；其次分析采用这些策略可能的原因及效应，最后则探究译者翻译观、儿童观与当时的历史脉络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双重底本是译者选择转译又想力求周全忠实之下的特殊现象，面对2个底本的差异，译者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在策略彼此出现矛盾时，译者重视资讯周全、逻辑正确的原则还是优先于淡化暴力及精简篇幅的倾向。
示寂梦可视作一种死亡信息的传递，系做梦者透过梦征获知传主或某位僧侣即将往生的讯息，根据梦境示现的征兆，暗示高僧往生去处或验证修行得道之必然。本文以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到明如惺《大明高僧传》进行研究，依梦象不同归纳出预知时至、圣者来迎、净土祥瑞、倾毁异兆和讬梦道别5 种梦象类型。其中慧皎与道宣两传运用圣者来迎的感梦瑞兆最多，这些来自圣界的阿弥陀佛、观音、祖师、天人等，皆是肯定传主道业有成的圣显之应，而非倚靠他力求得的结果；赞宁则以弟子梦见浮图摧倒、佛殿倾毁的异兆，表达对贡献卓越大师的不舍与崇敬；如惺则着墨于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世界的铺叙。从信仰角度来看，示寂梦可视为传主个人生命的超越与突破，当传主从梦中醒来，虽已得知即将往生的讯息，但因梦中经历佛、菩萨显圣的神祕经验，彷彿获得往生净土的应许，面对死亡无有恐惧，能充满信心地归趣理想净土。就文学角度而言，僧传作者有意利用感梦情节的铺排，为僧侣生命增添圣化的效果，借由梦通虚实的交叉呼应与临终前后的对比手法，让读者从高僧圆寂的过程中，体会一种崇高的死亡美感，而此种修行证道的书写模式，亦具有极佳的宣教效果。
本文主要以无相之神异感通叙述为主体，观察外国僧无相于唐土圣化及其流播之过程。敦煌文献中有P.2125、S.516、P.3717等十馀件写本的《历代法宝记》，对法号无相的新罗王子──金和尚之叙述时涉神异情节，且多为其他传世文献所未提及。无相入唐后，声迹远播，从长安到蜀地、吐蕃，甚至南诏，藏文《韦协》、《拔协》、《贤者喜宴》等，或日本有邻馆藏《南诏图传》等文献均可见金和尚的踪迹。无相在8世纪已被视为佛菩萨，如所到州县，「家家悬幡，户户焚香」，并唱言「无相和上去，无住和上来。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绝」。又敦煌画中有P.4029、P.4074等20幅的行脚僧图，画面中除有一僧背负行囊，手持麈尾、锡杖，身旁总有一老虎相随，上方则有化佛一尊，并多有「宝胜如来佛」的榜题，该僧人的原型，笔者以为应该是同为新罗王子的无相与无漏的复合体，并影响后来约形成于13 世纪的吐蕃十八罗汉中的达摩多罗形象。
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力入侵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文明的交会与差异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热议的焦点。本文探讨1900-1910年代杜亚泉（1873-1929）文明论的历史生成，并尝试说明他在东西文明的对照框架下，广泛介入人类生活各个面向的繁多议题，所欲辩证的理想文明与人类生活究竟是何面貌。从分析观点来看，杜氏的文明论可区分为三个向度：在宇宙进化的视野下探讨文明进化的原理；文明的东西类型论；反思现代文明并构想未来新文明。第一向度构成另两个向度的基础，其内建的调和论思维并奠定整个文明论的基调。本文认为，杜氏的调和论思维乃传统阴阳互济观念的现代延续，蕴含一种将理性与经验、创造与因袭视为相即不二的理性观。因此，他倡议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并无法化约为认同政治的产物，而是结穴于特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之内。它同时展现深刻的伦理关怀，直指普世性的价值选择问题。正是立足于价值选择的伦理思考，杜氏通过以特定方式形构而成的文明论，尝试对抗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以「追求富强」为导向的思想路径。由于他乃将这个路径，连同甲午之战与一战，视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内部问题，因此他的对抗实亦回应了现代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他亦通过东西文明的相互审视来构想20 世纪新文明，以期实现心与物、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本文将说明杜氏文明论的批判意识，如何经由一种注重历史延续性的理性原则的涵化，最终引导他走向渐进改良式的社会主义之路。
五○年代的台湾文坛被外省作家所把持，而这群作家解严之后，一直到新世纪还能保持丰沛创作量并且持续出版的实不多见。作家张放属这群外省小说家中的异类，数十年来他写作不辍，创作量惊人。本文考察何以当许多第一代外省作家纷纷停笔，张放仍持续写作。论文企图分析张放小说中的身分叙事，理解其内在和外缘的因素，并兼而阐述张放小说叙事的精神价值与主体建构的意义。分析后本文发现张放反复写作的用意在于关注1949年来台的外省人，特别是底层的知识分子以及老兵的集体命运。他们在探亲开放与解严之后开始清楚觉知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与两岸隔绝所带来的恶性结果，战争框架的瓦解失灵，使得张放重新思索他们一代迁台者如何被认识与记忆的历史课题，其中充满不被理解的忧愁，也暗藏空虚落寞的边缘人心绪。另一方面，他的晚年写作不仅是出自于心理创伤的揭露和历史的检讨，也是为包含自己在内的外省人的未来寻求解答。他自叙事中重建了「老芋仔」热情、朴实的形象，积极、勤奋、感恩的「替代故事」成为张放的桃花源，也帮助他找到了文字的归宿和永恒的心灵王国。
教育部《异体字字典》（以下简称《异典》）以教育部所颁《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罕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为正字纲领，蒐罗六十馀种古今字书文献相应之异体字形，所收字形达十万以上，可谓空前。然亦或偶有遗漏者，尤其三表未收之正字，则《异典》亦多未收录，或仍有可资补缀者。明代梅膺祚《字汇》收字三万三千馀字，凡《篇海》怪僻之字悉不录，收字尚称严谨。然《异典》亦有未收录者。初步观察计51字，具独立音义宜收为正字者计16字，释典用字而可补入者计10字，或为某字之异写，或可补收为异体者有17字，存疑待考者8字，本文皆深入分析，冀能提供《异典》收录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