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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出版日期： 2016-06
近現代有關「詩比興」的研究，大多侷限在「純文學」的詮釋視域，將「比興」看作詩歌創作，所操持的形象思維或修辭法則而已。其實，從古代「詩文化」的歷史語境，可以發現士人階層的日常生活，幾乎不能離開「詩」；「詩」就是他們社會互動行為的主要語言形式，因此「比興」也就具有「言語倫理」的功能及效用，而不只是詩歌創作的形象思維或修辭法則。 古代士人階層的社會互動，都必須依循倫理關係；而「倫理」即是以「禮」的精神及形式，所建構的行為規範及秩序。這是士人階層的存在情境，可稱為「禮文化存在情境」；在這情境中，士人們的言語行為，必須遵循誠、微、文、達四個修辭原則；而「比興」是一種最典型的「詩性語言」，其表意方式即是基於這四個修辭原則，普遍「用」之於士人階層的社會互動，表現在各種對待關係的言語行為，以獲致政治上的「諷諫」，或日常生活中的「感通」、「期求」與「回應」。這都是「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乃由本論文所新拓的詮釋視域。
1995年，《今天》雜誌邀請梁秉鈞主編「香港文化專輯」，梁秉鈞在該專輯的〈引言〉解釋編輯理念，亦表達了一種焦慮，他透過編選作品，包括李歐梵談論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劉以鬯從王韜談論香港文學的起源、周蕾談論「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的「後殖民自創」等，抗衡香港回歸前的文化焦慮。十二年後，2007年的《今天》夏季號，再有葉輝主編「香港十年專號」，因應香港回歸中國十年，葉輝在〈前言〉提出「回顧香港人這十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也透過編入游靜的小說〈半透明人〉，謝曉虹的小說〈人魚〉，以及朗天的電影評論、周思中的社運評論，思考回歸十年的身份迷思。本論文以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和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為分析對象，討論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及之後，「本土」議題在文學創作和評論方面的變化，以及兩個專輯中的作品，對香港回歸中國作出怎樣的呈現和論述。
為香港文學寫史引發的爭論，始自一九九○年代。香港一向沒有本地編撰的香港文學史，然而在政權轉移前後，中國內地學者接連出版多部香港文學史，其史觀、論述及資料都引來香港學者異議。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合作編選香港文學史料，以「三人談」方式表達一種「香港本地人」看香港文學發展的觀點以作抗衡。十多年後，另一位香港學者陳國球主持《香港文學大系》編輯計劃，同樣試圖呈現香港過去的「文學的存在」。雙方所處時機不同，面對的問題、商榷的對象皆有變化，本文通過分析鄭、黃、盧「三人談」及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以了解他們把「文學史」和「香港」連接的設想有何改易。但原來在變化之外，仍有不變之處，是 乃史家關懷所在。
在澳門1999年回歸之前，關於澳門的書寫主要聚焦在「賭城」的形象上，穿插著黑社會的仇殺爭鬥，偷渡打工的悲慘境遇，使澳門的形象長久以來一直被片面化、扁平化。回歸之前，澳門的殖民歷史與前途未定，使「浮城」的形象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游移不定帶來的主體性喪失，過度博彩化帶來的理想性喪失，即使是回歸之後，「浮城」意識依然盤旋在澳門作家的心中。令人欣慰的是，回歸之後，出現了一批書寫澳門命運、刻畫澳門歷史、描繪澳門文化的作品，「我城」意識逐漸抬頭，對土地的情感不再疏離冷漠，取而代之的是願意正視小城的歷史發展，珍視自身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寫作姿態儘管看來渺小、孤單，但它所象徵的生命存在感與生活理想性，使這些「我城」書寫有了別具意義的重大價值。本文將以這些「書寫澳門」的小說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分析其中的澳門意識，以及文本所建立起來的澳門形象，從中觀察新世紀以來對於澳門形象書寫的變與不變。
本文首先論述傳統服制中「親親」一詞主要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因此「嫂叔」不得以「親親」視之，並論「嫂叔無服」實因二人來往密切而制訂。其次討論傳統服制中「嫂叔無服」的相關規定，以及蔣濟、成粲、曹羲等人藉由改讀經典、混淆經典用語或以「人情」為理據等方式，倡議 「嫂叔有服」。復次討論「嫂叔服議」在此時被提出討論的原因，包括〈喪服〉篇的流傳、門閥制度興起以及戰亂、疾病對社會思潮的影響，此部分為本文重點所在。最末略論提出「嫂叔服議」者和玄學中倡議「自然」者的關係，認為二者面對同樣的時代因素，卻分別採用不同的應對策略，提出服議者針對「名教」進行改革，而非站在其對立面。
清代陳元龍《歷代賦彙》曠達類賦篇中，收錄有明代吳中狂士祝允明〈大游賦〉一文。此類賦篇以司馬相如〈大人賦〉為首，可見〈大游賦〉當與〈大人賦〉有著相近似的寫作基調，即「登昇求仙」。然而，細讀文本，在近兩萬字的〈大游賦〉中，除了保有大人遠遊的敘事結構及士不遇的精神情懷之外，又以大規模的篇幅議論時政，明顯呈現出儒家濟世色彩，與漢魏以來大人書寫中所流露的道家精神不同。本文即以司馬相如〈大人賦〉與阮籍〈大人先生傳〉為參照點，仔細梳理出祝氏筆下的「大人」，既吸納了漢魏時期「大人」的書寫程式，卻又在時移世變的脈動下，展演出不同於以往的獨特存在。明乎此，則再進一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探討祝氏筆下的「大人」何以不能追隨漢魏時期的「大人」與道化合？關於此，本文主要從明代文人的生存場域加以詮解，包括明代特殊的選舉人才方式對文人入仕的影響，以及明中葉以後的社會經濟對文人隱逸的限制，以從中辨明〈大游賦〉中大人形象衍異的原因。
陳大齊先生為政治大學在臺復校首任校長，也是「孔孟學會」首任理事長，一生奉獻於文化與教育，貢獻卓著。學術從早先的心理學與理則學，轉為名理之學，最後歸本於儒學研究，其中包括西方的心理學、理則學、印度因明學、以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研究，從不同文化根基著眼，而歸結於名理內涵的辨析，兼容古今，學貫中西，儒學成為最後生命的依歸。然而陳大齊先生在完成荀子、孔子學說的建構之後，以名理辨析方式完成《孟子待解錄》，孟子成為建構儒學事業最後的工作，卻留下儒學思想「待解」的提醒，本文以「性論」作為討論核心，釐清辨析內容與相歧之處，期以了解陳大齊先生思考的重點，也藉此再次思考孟子性論的價值。
茅盾《蝕》三部曲與張春帆《紫蘭女俠》分別刊載於1927至1928年間的《小說月報》，及1929至1930年間的《紫羅蘭》，二者發表的時間點相當接近，小說描述背景亦有銜接與部分重疊之處，同時，二者且皆屬「革命加戀愛」題材。在嚴肅文學及通俗小說各自的傾向性、讀者群預設及表現模式影響下，共同體現了1920年代末紛雜多樣的社會情境與人物表現。 本文由身體角度出發，探討二者在革命背景下，對於男體與女體有何相異描繪，以及其中所隱現的革命焦慮與自我投射。同時，茅盾小說中的男性病體，與《紫蘭女俠》裡的武俠身體也可互為對照。經由身體展演的分析，本文進一步指出在「革命加戀愛」小說裡對於「革命的戀愛觀」之思考，以及各自相異的表現模式與內在精神。希望藉此形成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相互參照的視野，亦能有助於文學史描述的豐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