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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五期
出版日期： 2016-06
近现代有关「诗比兴」的研究，大多侷限在「纯文学」的诠释视域，将「比兴」看作诗歌创作，所操持的形象思维或修辞法则而已。其实，从古代「诗文化」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士人阶层的日常生活，几乎不能离开「诗」；「诗」就是他们社会互动行为的主要语言形式，因此「比兴」也就具有「言语伦理」的功能及效用，而不只是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或修辞法则。 古代士人阶层的社会互动，都必须依循伦理关系；而「伦理」即是以「礼」的精神及形式，所建构的行为规范及秩序。这是士人阶层的存在情境，可称为「礼文化存在情境」；在这情境中，士人们的言语行为，必须遵循诚、微、文、达四个修辞原则；而「比兴」是一种最典型的「诗性语言」，其表意方式即是基于这四个修辞原则，普遍「用」之于士人阶层的社会互动，表现在各种对待关系的言语行为，以获致政治上的「讽谏」，或日常生活中的「感通」、「期求」与「回应」。这都是「诗比兴」的「言语伦理」功能及其效用，乃由本论文所新拓的诠释视域。
1995年，《今天》杂志邀请梁秉钧主编「香港文化专辑」，梁秉钧在该专辑的〈引言〉解释编辑理念，亦表达了一种焦虑，他透过编选作品，包括李欧梵谈论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刘以鬯从王韬谈论香港文学的起源、周蕾谈论「既不是寻根也不是混杂」的「后殖民自创」等，抗衡香港回归前的文化焦虑。十二年后，2007年的《今天》夏季号，再有叶辉主编「香港十年专号」，因应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叶辉在〈前言〉提出「回顾香港人这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透过编入游静的小说〈半透明人〉，谢晓虹的小说〈人鱼〉，以及朗天的电影评论、周思中的社运评论，思考回归十年的身份迷思。本论文以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专辑》和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为分析对象，讨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及之后，「本土」议题在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的变化，以及两个专辑中的作品，对香港回归中国作出怎样的呈现和论述。
为香港文学写史引发的争论，始自一九九○年代。香港一向没有本地编撰的香港文学史，然而在政权转移前后，中国内地学者接连出版多部香港文学史，其史观、论述及资料都引来香港学者异议。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合作编选香港文学史料，以「三人谈」方式表达一种「香港本地人」看香港文学发展的观点以作抗衡。十多年后，另一位香港学者陈国球主持《香港文学大系》编辑计划，同样试图呈现香港过去的「文学的存在」。双方所处时机不同，面对的问题、商榷的对象皆有变化，本文通过分析郑、黄、卢「三人谈」及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总序〉，以了解他们把「文学史」和「香港」连接的设想有何改易。但原来在变化之外，仍有不变之处，是 乃史家关怀所在。
在澳门1999年回归之前，关于澳门的书写主要聚焦在「赌城」的形象上，穿插着黑社会的仇杀争斗，偷渡打工的悲惨境遇，使澳门的形象长久以来一直被片面化、扁平化。回归之前，澳门的殖民历史与前途未定，使「浮城」的形象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游移不定带来的主体性丧失，过度博彩化带来的理想性丧失，即使是回归之后，「浮城」意识依然盘旋在澳门作家的心中。令人欣慰的是，回归之后，出现了一批书写澳门命运、刻画澳门历史、描绘澳门文化的作品，「我城」意识逐渐抬头，对土地的情感不再疏离冷漠，取而代之的是愿意正视小城的历史发展，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这样的写作姿态尽管看来渺小、孤单，但它所象征的生命存在感与生活理想性，使这些「我城」书写有了别具意义的重大价值。本文将以这些「书写澳门」的小说作品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其中的澳门意识，以及文本所建立起来的澳门形象，从中观察新世纪以来对于澳门形象书写的变与不变。
本文首先论述传统服制中「亲亲」一词主要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因此「嫂叔」不得以「亲亲」视之，并论「嫂叔无服」实因二人来往密切而制订。其次讨论传统服制中「嫂叔无服」的相关规定，以及蒋济、成粲、曹羲等人借由改读经典、混淆经典用语或以「人情」为理据等方式，倡议 「嫂叔有服」。复次讨论「嫂叔服议」在此时被提出讨论的原因，包括〈丧服〉篇的流传、门阀制度兴起以及战乱、疾病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此部分为本文重点所在。最末略论提出「嫂叔服议」者和玄学中倡议「自然」者的关系，认为二者面对同样的时代因素，却分别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提出服议者针对「名教」进行改革，而非站在其对立面。
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旷达类赋篇中，收录有明代吴中狂士祝允明〈大游赋〉一文。此类赋篇以司马相如〈大人赋〉为首，可见〈大游赋〉当与〈大人赋〉有着相近似的写作基调，即「登昇求仙」。然而，细读文本，在近两万字的〈大游赋〉中，除了保有大人远游的叙事结构及士不遇的精神情怀之外，又以大规模的篇幅议论时政，明显呈现出儒家济世色彩，与汉魏以来大人书写中所流露的道家精神不同。本文即以司马相如〈大人赋〉与阮籍〈大人先生传〉为参照点，仔细梳理出祝氏笔下的「大人」，既吸纳了汉魏时期「大人」的书写程式，却又在时移世变的脉动下，展演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存在。明乎此，则再进一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祝氏笔下的「大人」何以不能追随汉魏时期的「大人」与道化合？关于此，本文主要从明代文人的生存场域加以诠解，包括明代特殊的选举人才方式对文人入仕的影响，以及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对文人隐逸的限制，以从中辨明〈大游赋〉中大人形象衍异的原因。
陈大齐先生为政治大学在台复校首任校长，也是「孔孟学会」首任理事长，一生奉献于文化与教育，贡献卓着。学术从早先的心理学与理则学，转为名理之学，最后归本于儒学研究，其中包括西方的心理学、理则学、印度因明学、以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研究，从不同文化根基着眼，而归结于名理内涵的辨析，兼容古今，学贯中西，儒学成为最后生命的依归。然而陈大齐先生在完成荀子、孔子学说的建构之后，以名理辨析方式完成《孟子待解录》，孟子成为建构儒学事业最后的工作，却留下儒学思想「待解」的提醒，本文以「性论」作为讨论核心，厘清辨析内容与相歧之处，期以了解陈大齐先生思考的重点，也借此再次思考孟子性论的价值。
茅盾《蚀》三部曲与张春帆《紫兰女侠》分别刊载于1927至1928年间的《小说月报》，及1929至1930年间的《紫罗兰》，二者发表的时间点相当接近，小说描述背景亦有衔接与部分重叠之处，同时，二者且皆属「革命加恋爱」题材。在严肃文学及通俗小说各自的倾向性、读者群默认及表现模式影响下，共同体现了1920年代末纷杂多样的社会情境与人物表现。 本文由身体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在革命背景下，对于男体与女体有何相异描绘，以及其中所隐现的革命焦虑与自我投射。同时，茅盾小说中的男性病体，与《紫兰女侠》里的武侠身体也可互为对照。经由身体展演的分析，本文进一步指出在「革命加恋爱」小说里对于「革命的恋爱观」之思考，以及各自相异的表现模式与内在精神。希望借此形成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相互参照的视野，亦能有助于文学史描述的丰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