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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三十期
出版日期： 2018-12
特稿 语言和生命时程
比起其它灵长类，人类寿命除了明显较长外，还多了一个有助学习的「童年期」，两者皆是文化演化的产物。大脑在我们诞生后的头两年内有爆炸性成长，重量增长三倍，以吸收外在世界以及周遭文化的大量讯息。语言是一套既独立又彼此相关的繁复技巧，在不同时程内习得，能够达到不同的熟练度，习得结果存在大量的个别差异。学说任何语言都须习得一整套的感知敏感度，才能辨别该语言里重要的语音区别，还得要协调及精细控制几百条与呼吸、发声和发音有关的肌肉。虽然越早开始越能轻松学会说新语言所需的运动技能，但语言的认知成分，而非其运动成分，可以在年纪很大了才掌握，如词汇和语法。语言和行为的许多其它方面的不同时程，都在基因与环境的互动下有其源头，若干的遗传性病变是在幼儿期或人生的迟暮之年才浮现。尽管许多人能健康安享晚年，有些人却饱受不同型态的神经退化折磨，如阿兹海默症。随着世界渐趋高龄化，语言失调的挑战在规模上快速增长，病征也渐趋多样复杂。希望未来的研究更应考量构成人类社会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专题稿 公理与直觉：梁宗岱诗学理论评析
本文由梁宗岱对于梵乐希（Paul Valéry）诗说的诠释与回应谈起，面对梵乐希这样一位熟谙数理科学的诗人，数理科学如何介入「诗」的思维，或者说「诗」如何挪借数理思维，无疑是梁宗岱与梵乐希之间潜藏的深层对话。尤其面对讲究精准如科学公理的梵乐希诗说，梁宗岱屡屡援引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普恩迦赫（Jules Henri Poincaré）关于「自然」或「直觉」的观点，并交织传统诗学的物／我关系，将「诗论」提升到「宇宙论」的层次，而重新发现「宇宙诗学」的现代意义。
梁宗岱的诗论曾经在1930年代的诗坛扮演重要角色。过去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概念的阐发与译介，以及中国新诗格律的建构上。梁宗岱的十四行诗〈商籁（六首）〉（1933-1939）作为同时期的书写，有重探的必要。本文以梁宗岱的十四行诗为中心，结合诗歌论述，讨论它们相互支援、呼应的具体连结。全文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讨论梁宗岱十四行诗的书写意义，指出「商籁」的命名有明显承继传统的意向，以及其在十四行诗史中的象征意义；其次，具体观察梁宗岱如何经由格律理论的倡议与十四行诗实践，回应为中国新诗的困境；最后，讨论后期象征主义理论如何引发书写上的诗意与冲突。经由这三个部分的讨论，本文发现，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带有强烈的梵乐希色彩，而〈商籁（六首）〉与象征主义的结盟，表明诗人对于纯诗与古典的向往；从诗史角度来看，梁宗岱更新了汉语十四行诗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但亦有所侷限。
专题稿 走内线的路－－梁宗岱的体验批评
「走内线的路」是梁宗岱对其文学批评立场的明确宣言，这不只是主张从关注作品外部的客观因素回归至作品本身而已，其中更蕴有他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梁宗岱以为文学批评之目标在于透过作品来求得「读者与作者间精神底交流与密契」，甚而要在读者心里重织作者创作时「灵魂活动底过程和背景」，这种「体验批评」的方法构成他的批评观之根本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认为「真正的理解和欣赏只有直接叩作品之门」，并提出「走内线的路」之要求。换言之，当我们企图理解梁宗岱为何拒斥「外线」、回向「内线」，此种「体验批评」之观念便是不应忽视的关键因素，而这即意味着：仅凭借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内部批评」视角，并无法真正把握「走内线的路」的精义，因为后者的核心关怀不单是抉发作品文字形构所唤起的审美效果，毋宁说，寄寓于作品中的作者心灵体验才是其终极的旨趣所在。
众所周知，戴震（1724-1777）长于考据，其治学每能追溯文字、声音的演化轨迹，且务与名物制度、经传注疏相参覈，从而获得丰硕的成绩。然须留意的是，戴震亮眼的考据表现实未能掩盖其文章成就：像他出色的时文、古文写作，还有对诸名文做出的丰富评述，无不反映他紮实、深厚的古文词章学素养。本文试图就戴震青年时期的着作《屈原赋注》（含《初稿》），来引介、讨论戴氏的词章学。借由对他治学学历的考察，还有对唐宋新儒学运动引发的古文词章学发展史的勾勒，我们发现戴震承接了古文运动以降的学文养气理念，以及就章法、开阖关键、文脉及辞气诸面向评析作者为文之心的评注技术。故在注解《屈原赋》时，戴震遂透过形色评析，逆体屈原（西元前340?-278）既未尝怨怼君王、抑不忍轻言绝君的心绪，从而朗现屈子遵奉古来圣贤治道，时时悬念匡辅君主的忠贞志节。总之，运作得宜的品评搭配精炼的考核学力，终让他自信完成了尤能凸显屈子之学、志以及立言指要无不至纯的《楚辞》论述。最后，综览戴震毕生学问，我们发现考据、词章是二种学力的分陈与相辅济，乃他治学的根本策略。从学术史角度观察，戴氏治学确实继承了古文运动诵文养心、吐辞垂训的学风，惟他主张须仰仗考核研经之功来保障知见的正确性，以匡正古文词章学屡屡陷入的自由心证、自圆其说的弊病。故从《屈原赋注》该书，尚能让我们洞悉戴震学术的这个时代意义。
本文自「走出经学中心」的学术史进路切入钱锺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揭橥钱氏从「以经解经」到「以诗解《诗》」的经典重构命题。整合地评述其借溯本六义而形成「《诗》之为诗」的文本观，以「诗艺」解《诗》的诠释策略，以及辨析「含蓄─寄讬」、「取足于己─别求外物」而高举的「尊本文，首含蓄」之诠释实践。从而澄清看似零碎的札记，其实隐含如何在经学衰落时代借文学重新昂扬《诗经》之经典地位的学术使命，并以「考史─说教─谈艺」为框架，指出其有别于考证家与经学家的独特《诗经》诠释史定位。
将萧红的《呼兰河传》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并置对读，可以发现几个新的观察视点：首先，「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即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作家因此比中国其它地方的作家更早面对乡土的失落和流亡的命运。无法归乡的流亡命运及伴随而来的「思乡」、「怀乡」甚或「怀旧」情绪，以及由此情绪延展开来的「回忆」行为与文学活动，可以说是东北作家共同的生命记忆与社会记忆。其次，他们通过「回忆」的文学活动，建构一套叙述个人与乡土历史的方法，并在其中暗含着个人的生命观与世界观。第三，尽管萧红与骆宾基同样通过「回忆」的文学活动来记录个人生命与建构乡土世界，也同样运用儿童视角与童稚话语，但因为作家秉性、成长经验和生命感觉的差异，两位作家呈现截然不同的乡土空间与文学特质。本论文将透过《呼兰河传》与《混沌初开》的对读比较，论析两部作品乡土书写与社会记忆的异同。
郭松棻的〈写作〉与〈论写作〉是两篇看似相仿，实则意旨不同的作品。爬梳这两篇作品的不同特质，将有助于对郭松棻「写作」特质的进一步认识。〈写作〉通过写作者不断写也不断删稿的徒劳工作，展现作品「缺席」的特质。〈论写作〉描绘读者诠释对作品的「错置」，展现作品生生不息，永远有话待说的创造威力。这两篇作品都是对「写作」的斟酌，一篇针对「不断写」的作品，另一篇则是作品的「总是写错」。透过不合意的作品，它们一再回返到写作的困难，因为写作是沟通的不断受阻，它迫使人对使用的语言展开考察。这种由再三思考语言所导致的找不到语言、不断改又不断写的写作历程正是语言尝试蜕变为文学的时刻，亦即作品的诞生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