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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期
出版日期： 2008-12
抒情詩詮釋的多元性，在文學的實際批評中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本文認為，詮釋是交流和對話，而不是詮釋者的自說自話。詮釋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採用綜合研究的方法是迫近作品主旨的最佳途徑。對詮釋的多元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它們的價值是不能同等對待的。
專題稿 不存在的傳統：論陳世驤的抒情傳統
陳世驤在〈中國的抒情傳統〉諸文中指稱：中國文學相較於西方偏於史詩與戲劇之傳統，可稱為一種抒情的傳統，作品以表達作者內在的自我為主。此說流行後，經過不少學者的推衍、引申，現已成為港台極具詮釋力的解釋系統，在中文研究界影響深遠。但本文認為陳先生的指認值得商榷，他基本上是以西方抒情詩為模型來看待中國詩，未注意到中西方倫理觀、人性論、詩歌理論各方面其實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把抒情詩的特質放大了來概括整體中國文學。因此他的論述在方法、視界和思想上都大成疑難，所指稱的只是個在中國不曾存在的傳統罷了。
20世紀七○年代《中外文學》刊載了美國華裔學者高友工個人以及與梅祖麟合作撰寫的系列唐詩和文學理論研究論文，引發極大影響，一時間有「高友工震盪」之說。繼後高友工再深入研究律詩的演化，以至中國音樂、文學理論、書法，繪畫理論等藝術的「抒情美典」，彰明中國文化史的「抒情傳統」。其論述體大而思精，於台港地區之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既深且遠。本文主要探討高友工從唐詩研究到「抒情美典」的建立的歷程，剖視其論述之方向，並試圖評析這一詮釋系統之成效及意義。
「中國文學」的概念是由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所衍生和規約的。既然「中國」一詞不僅僅是個單純的國家名稱，而鮮明地傳達和滲透了一種中國人固有的國家觀念，那麼，人們便可能由體認「中國」的特徵而延伸解釋「中國文學」的特徵，並進而理解「中國文學」在各個不同時期與地域所具有的美學與文學內涵。
本文主要針對北宋博雅之士──沈括，其晚年的筆記之作《夢溪筆談》，尤其透過其中〈象數〉一門的分析討論，企圖將沈括的命理觀和象數觀給結晶出來。經由筆者的理解詮釋，基本上得到如下的結論：沈括對象數基本上是肯定的，尤其在曆算、五運六氣等科技推算範疇的運用上，象數有其價值，甚至更有精益求精的必要，只要對變化的細節考慮愈周延，那麼象數運用的精算與預告就可能愈接近。當然，象數的運用是有其限制的，尤其在面對命理範疇，沈括更強調的是占卜者心靈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直覺能力，所謂前知之神、神而通之；至於漢代以後那種象數圖式的系統命理推測方式，顯然落入了機械化的對應模式，難免膠著僵滯。最耐人尋味的是，沈括雖然在命理的立場上，肯定前知之神的神祕直覺，並批判象數圖式命測的固著，但，他並不執迷在占卜推算的命理層次，而主張生命仍然是可以超越吉凶禍福、超越象數、超越二元對立的分別和執取的。換言之，沈括做為一博雅的知識份子，乃能在命理推算與象數圖式之上，追尋一更根源的本體，來做為其安身立命的終極歸依，此即所謂太極、環中等超越象數的本體之境。至此，我們又看到沈括從儒釋道那裡，承繼了一種超越一般命理層次的人生哲理和智慧。
「盈天地皆心」為梨洲最重要的哲學命題之一，涵括了形上學、倫理學、認識論及本體論等範域，其義涵可歸納如下： 一、 在天為氣，在人為心──氣為存在本體，氣、心為天、人的存在首序；其目的在彰顯理、性之活潑能動性與內在具足義，並確保「理氣一物」、「心性不二」。 二、 萬殊一致，不離此心──事理萬殊，倫理則一。所有事物之理皆以仁義禮智之理一為價值歸趨，故道德本體及根源價值仍在於理。 三、 一本萬殊，道體無盡──所有現象及萬殊皆為道體不同層次及面向的展現，執一廢百乃是生命及學術的萎縮及羸弱。 四、 萬物皆因我而名──離心無所謂萬物，在主體對客體的界義與安置中，物我俱得互相融滲、充拓與成就。此中涉及了認識論、倫理學及形上學向度的觀照。
在1949年至1966年文革開始的「十七年」文學階段中，致力於散文創作並取得重大成績、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的是被稱為「散文三大家」的楊朔、秦牧、劉白羽。這三位散文家的創作不僅成為五、六○年代散文審美傾向的代表，他們所建構的散文寫作模式，也影響了一批文學青年，成為當代散文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本文將從這三人的文學立場、散文創作實踐及其文體特徵入手，析論其在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之下，各自形成的藝術風格多樣性，並在指出其散文特色、成就的同時，分析其文學為表、政治為裏，詩意為形、政治為神的缺陷與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