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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七期
出版日期： 2012-06
我們可將傳統中國的知識論述稱為「結構知識論」或「關係知識論」，因為這些論述所指稱的主體是各種「關係」，而在關係之中形成一個相對的固定結構。本文討論中國理解事物的結構性方法。此法在古代中國就已發展得很詳盡，它建立於外在世界與人心的結構一致性，被視為人類理解的先決條件；而意識和外界的結構組成，是以代表傳統中國的結構概念的「理」字來指稱。
早期儒學究竟是德性倫理學？抑或是角色倫理學？這是目前以比較哲學方式處理儒家倫理學中引發的哲學議題之一。戰國早中期儒家的倫理思想，從根源上，尊崇天、天命；從思想探究上，確立人的基礎，而往心性之路；從社會政治層面上，除了確立王的崇高外，也確立了倫常乃立基於天，強調倫常的自然性與事實性的合一，亦即強調倫常的客觀性與價值的普遍性。在社會制度與家庭倫理關係中，因著宗法制度與德性的轉向，君臣、父子、夫婦，都有著不同的職德與位，因此也有著不同的德性要求與價值。這一儒家倫理學的發展，至今很難說是一人獨立完成，若從既有的文獻資料，尤其是郭店儒簡之資料的啟發與研究，可以發現戰國早中期的儒家倫理學可以看作三向度的開展，一是心性之路的德性倫理之建構；二是倫理之客觀普遍化的建構；三是倫理之角色職德的建構。三向度共同完成了孔子後學的倫理學建構，也闡述了倫理網中之「人」的真實存在。
揚雄（前53-18 年）的《太玄》與《易》和西漢《易》說，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乃是學界的一項常識。然而，《太玄》與《易》呈現哪一種形態的學術關係，卻是兩漢思想研究中，極不容易清晰說明的課題。再者，《太玄》與《易》的具體關聯及證據如何，於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本文先從學界流行的「贊易」、「擬易」和「準易」諸說，申明以往學者對《太玄》與《易》學關係描述的異同，以見出不同說法的限制所在。復別開新路，從孔子對《易》學的範式轉移，開啟「義理」《易》學之路，對比不同的《易》學子系統，以見漢代《易》在理想與現實中的範式衝突，以及《太玄》試圖以何種形式，介入卜筮《易》說與義理《易》說的爭議，並透過與《帛書．易》〈要〉篇孔子與先前《易》學「同塗殊歸」之說，對照揚雄如何及為何，發展一套與《易》相反相成的「殊塗同歸」的《太玄》系統。 由是觀之，揚雄之作《太玄》，乃深受《易》學內部範式衝突的困擾，透過別闢蹊徑的方式，試圖以新的《太玄》系統，與現存殊塗的《易》學系統，以功能相似，運作相異的方式，同歸向仁義的目標。
朱熹（1130-1200 年）遺留的經學資產，不僅提供質量可觀的經注著作，更因包涵豐富的治經情狀資料，使吾人得窺探注經活動進行的生動場景。本文的研究，即鎖定觀察朱熹釋經力作《四書章句集注》，配合相關論學書信、注經說明、話語記錄和生平側寫，試圖體察其治經關切所在，以解讀該經注的形制及意義。我們發現：朱熹深深領會到，儒者體道進德的修持 大抵落實於誦習涵泳經旨的過程中，誦讀體味經典的日益純熟終將促使道德生命的日趨圓熟；由是，對《四書》章句辭意的妥適誦讀，遂成終其一生不輟亦未止的活動，而《四書章句集注》非但成為朱熹畢生玩索涵養經義的精粹心得，亦成為其汲汲引領後進誦習《四書》篇章字句的精要指南。這個發生在宋代，著意妥切覽觀經文、適恰拿捏經旨的治經案例，或者透露出經學傳統和文藝素養間具某種不容忽視的關聯。
時代的變化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有直接的影響，文學史的研究意義就在於解釋這些變化的意義。兩漢之際，政治變動劇烈，紀行兼言志之賦湧現，成為漢代辭賦史的一個特殊的現象。劉歆的〈遂初賦〉，在紀行的結構下，含藏了深刻的言志內容。馮衍晚年所寫的〈顯志賦〉，融言志之賦於紀行之中，以紀行為開端架構，而以述志為其重心。一方面在時代的潮流下，受劉歆〈遂初賦〉的影響，記載真實的旅程，大量羅列歷史典故；另一方面，卻展現了自己的特色，截取〈離騷〉、〈遠遊〉的虛構旅程的設計，把真實和虛幻的旅行結合為一體。這篇賦無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辭賦史上的一個關鍵，本文擬追溯漢代紀行、言志之賦的沿革，以馮衍的〈顯志賦〉為中心，來展開與探索漢代世變與辭賦嬗變的軌跡。
南宋孝宗朝的乾道、淳熙年間，因朝廷隆文政策的取向，一時文學彬彬之盛，被史家稱之「小元祐」，而辭賦創作也隨著文制的變遷，特別是對科舉考賦的歸復與推崇，成為繼宋初殿試辭賦、元祐恢復考賦而出現的又一賦學隆興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由於科舉考賦的宣導，辭賦風尚出現了兩大明顯走向：一是對律賦的重視，在文人筆下出現了大量的律賦創 作，成為南宋律賦創作的代表；二是對辭賦創作典範的塑造，其中又包涵了兩個方面：一則追溯當朝歷史，樹立了歐（陽修）、蘇（軾）賦的創作典範；一則當時科場律賦的大量創作，又為後世樹立了頗有時代特色的諸如陳傅良、樓鑰等人律賦創作的典範，堪稱賦壇之「乾淳體」。南宋後期因賦家對乾、淳遺老律賦創作的心摹手追，又形成辭賦批評求適於文場的應用性之一翼，而與文人賦批評出現對待與分離的態勢。
本文藉由「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論對「燃燈佛授記本生」故事進行經典文本與圖像系譜式的探溯與分析。通過「燃燈佛授記」本生故事與佛教石窟藝術創作之間，內外雙重互文分析，可明白文本所具有的「互文性」依循「存異」與「求同」的原則，不斷對本源進行解構，也同時重構出新文本，同時兼具解構與創造的雙重意義。考察西北印犍陀羅石雕、中亞龜茲石窟的壁畫，乃至中國雲岡石窟造像中的「燃燈佛授記本生」作品，皆有將「燃燈佛授記本生」與「阿輸迦施土因緣」主要情節融合於「異時同構」的石雕或壁畫的情形，同時也各保有不同細節表現，正可驗證文本「互文性」所具有解構與創造的雙重特性。
「」是金文中常見的語詞，其用例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近於「惟」的虛詞；一類是實詞。細繹相關銘文可以發現，不論在虛詞或實詞的用例中，學界視為通說，而其意實猶未安者有之；未嘗著意，尚可進一步探究者有之。本文由〈逨盤〉銘文「會」有「助」之意獲得啟發，對歷來說解猶有可議，及仍須進一步探究考訂者提出討論。文中所考論者凡以下數事：一、「」有「助」之意，其例見於〈毛公鼎〉、〈師詢簋〉、〈師鼎〉、〈 尊〉、〈禹鼎〉。二、由「」孳乳之「惠」可讀「畏」，有「敬」之意，其例見於〈沇兒鐘〉、〈王孫遺鐘〉、〈王子午鼎〉及〈王孫誥鐘〉。文中疑〈彔伯簋〉之「」，亦當讀如「畏」。三、「」於《說文》讀如「專」。疑〈九年衛鼎〉之「」或可釋讀為「專」，有「職司」之意。四、「」可讀為「會」，有「會聚」之意，其例見於〈尊〉。而「」讀為「會」，正可使〈逨盤〉中有「助」之意的「會」，與諸銘中有「助」之意的「」，彼此間聯繫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