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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出版日期： 2017-12
本文從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入手，考察他對崔顥的〈黃鶴樓〉詩所做的不同回應，並將前後相關的一系列詩作串聯起來加以解讀，由此探討唐代題寫名勝的詩歌實踐、與之相關的批評話語及其核心議題。首先，圍繞著題寫名勝，出現了先行者以一篇詩作「占據」一處名勝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又意味著什麼？其次，名勝被占領之後，後來者該怎樣題詩？李白以模仿、挪用和改寫為手段，屢次與崔顥犄角相爭，或易地再戰，必欲反賓為主，後發制人，其結果是參與構造了一個「互文性」的名勝風景。互文性的風景是可以移動的風景，不受制於某個特定的地點，因此與題寫名勝的即景詩大異其趣。作為強力詩人，李白回應壓力，挑戰前作，甚至訴諸語言的、象徵的暴力。但他並沒有真正顛覆前作的範本，或改弦易轍，另起爐灶，而是憑藉無懈可擊的圓熟技藝，在互文風景的既成模板中完成了句式結構的調整和詩歌意象的延伸性替換。他不僅回應崔顥，還向崔顥的先行者沈佺期致敬，並因此將崔顥的〈黃鶴樓〉詩也納入了同一個互文風景。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強力詩人個人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告訴了我們，他如何與先行者或當代詩壇的佼佼者捉對廝殺，並且後來居上。重要的是，李白憑藉模仿和改寫來收編前作，將其編入一個它們共同從屬的文字結構的網絡之中。這一網絡具有自我衍生與自我再生產的機制和潛力，既可能導致重複模仿，也可能產生像李白回應〈黃鶴樓〉詩這樣的精彩系列。其三，自李白以下，詩人對此做出了各自的回應，包括他們自詡的「江山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和「缺席寫作」的方式。從他們的回應中，我們讀到了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到中國詩歌古典主義範式的基本屬性，它的所為與不為，潛力與極致。具體來說，我們不僅藉此反省即景詩的範式及其前提與內涵，還重溫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模仿與創造、因循與競爭、經驗與虛構，以及文字書寫與物質文化，詩歌與題詠對象之間的關係。
本文聚焦於西南地域中的「粵西」（當今地理中國的「廣西」），以鄺露《赤雅》為主要考察對象，並旁及魏濬《嶠南瑣記》、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王士性《廣志繹》、謝肇淛《百粵風土記》等筆記，關注其涵蓋的知識面向，剖析其書寫的語境、呈現的筆法及其閱讀的效應。透過細讀與研索，再現宦遊西南、行旅粵西者的空間經驗，彰顯其文學意涵。 文中考察《赤雅》一類行旅筆記所顯現的粵西族群與異域知識，奇觀勝景與古典範式的地理書寫，辨析「筆記」的文化情境、文本傳播與書寫型態，進一步審視知識的觀看之道，反思文學性的表現手法。透過本文之考辨，一者可豐富西南地域的文學研究，亦可探討筆記此文類的知識向度以及向來被隱藏的文學想像。
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大盛，許多文人都有金石之嗜，這種賞玩和研究的心得流而為詩，催生了金石詩。現代的文學史一般採用了袁枚等性靈派人士的評價，批評這種詩歌死氣滿紙、缺乏性情。本文細析翁方綱對廣州九曜石考訂後寫出的金石詩，認為他有意與詠物詩分別開來，以新的物我關係發展出新的創作方法，重新演繹了知識和文學的關係。當時，響應撰寫考訂詩的人不少，也不乏讚賞考訂詩的聲音。本文認為，金石詩在當時已經構成一個附帶政治權力的話語系統，參與者利用這種詩去完成自我想像，在文物光耀的皇清盛世下尋求不朽可能。
專題稿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本文探討明清之際文人譜錄《花鏡》，在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意義。《花鏡》不僅較西方博物學或生物學，更早為周氏感知外物與思維世界的方式，帶來潛移默化的啟迪；且博物學或生物學，也相對調整其解讀視野。《花鏡》既對周氏探索「自然」「如何」可能脫離「經學」脈絡，成為實地「觀察」對象，進而「書寫」成文的可能啟發；另一方面，也觸及他「為何」要拿「譜錄」與「經學家」書齋之「考名物」作對比─這就與《花鏡》在周氏闡發「思想問題」上的「應用」有關。而周氏「博物」論述中的《花鏡》，在人生問題與書寫方式的重疊觀照下，遂與現代知識、文學運動與「新道德」產生交集。
儒家思想是構成中國文化的主軸，而「道德哲學」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以「價值意識」為特色的傾向，當即是我們探索中國文化時，必須重視的地方。以此觀之，強調價值意識、價值活動的儒家立場，便是構成中國文化的具體人間性格的源頭。事實上，中國文化對於「人」的興趣高於對「物」的興趣，同時也注意到「天」的因素之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在重視「人」的具體現實生命的同時，也企盼一種超越力量的介入，希望透過此種力量保證了人間理想的落實。這種思想的形態，用傳統的話語來說即是「天人思想」之型態。然而，上述這些現象當然反映了古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面向，但現象背後的哲學之建構究是如何？恐更應加以處理。尤其，當這樣的思考方式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與價值行動系統時，更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因此，基於此，本文乃從「下學上 達」與「仁義內在」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的道德哲學與超越性的關係，藉此說明儒家學術的特徵。以下將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分析古代儒者心中的理想人格形象特質，並說明此形象保留了「理性化」之痕跡，而其關鍵則在於「道德意識」。其次，從「學」的角度討論儒家思想重在人事之學，但此「學」實貫串歷史文化傳統與永恆之超越性。最後，點明「下學」之能「上達」的主張，必須建立在「自覺」的內在道德主體，所以，古代儒者盛言「仁義內在」之思想。
《周易圖》為多元輯收之圖說《易》著，機械化的圖式結構背後，反映出龐博蘊奧的思想內涵，妙司神契，造微詣遠，多有可考索探析之處。以圖式模式建構卦變之說，乃至以卦變主張作為易學之重要論述觀點，為宋代易學關注的普遍現象，《周易圖》中亦廣取諸卦變之圖式，故本文專取與卦變有關之圖式，作為探述之主要論題。《周易圖》輯制之卦變圖說，包括〈序卦圖〉、〈雜卦圖〉、〈八卦推六十四卦圖〉、〈乾坤交成六十四卦圖〉、〈八卦生六十四卦圖〉、〈李氏六卦生六十四卦〉、〈乾坤大父母圖〉、〈復姤小父母圖〉、〈八卦司化圖〉、〈十有八變成卦圖〉等圖式。透過檢索有關圖式，進行各卦變之說的主要模式與具體內涵之理解分析，同時確立宋《易》圖說於此發展之重要關注取向與傳衍系譜。
韓元震（1682-1751）由「氣」見「理」，以「氣」論「心」，立場鮮明，為栗谷學派後起健將，與同門李柬（1677-1727）針對「人物性同異」問題，產生相異的見解，往復辯論，形成朝鮮後期一場重要的學術論爭，稱為「湖洛論爭」或是「湖洛是非」。事實上，韓氏撰有《朱子言論同異考》，全書六卷，共計三十九門，並附以《論孟輯註或問》，由義理而及於經解，乃至於史傳文字等，朱熹學術無不涉及，牽涉既廣，體系龐大，本文以《四書》為範圍，考察韓元震於朱熹書信、語錄、經解文字當中，分析相歧說法，以定朱熹學術究竟。韓氏推斷細密，成果斐然，細節之間，得見朱熹反覆錘鍊，一生思索的歷程，終於在後人以朱證朱的詮釋方式當中，甚至援朱以附陸的情況下，引導回歸於朱熹學術思考正途，在理學、心學之分，漢學、宋學之辨，門戶歧出之中，具有平抑作用，不僅樹立朝鮮朱學主體意義，對於朱學更有推進作用。
本文主要從「悲劇」著眼，以此重估1911年以前王國維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探析其中的變與不變。「憂生、憂世」，對世界有如是先在悲劇的認識，那是身處世變之際王國維的切身感受，也成為他由此超越末世的反思之道，而他對傳統文學於是有了具哲理悲劇的「隻眼」創造。他在1911年以前的文學活動儘管型態互異，但悲劇「之眼」貫穿了小說、詩詞與劇本批評，本文詳細討論了其中的旨趣與挪移。 從抉發《紅樓夢》的解脫精神，而至《人間詞話》裡因醒與痛之交嬗不息而頓生崇高之感，再迄於《宋元戲曲史》中對悲劇人物行動倫理道德價值之張揚，在在都顯現了他因應現代、重塑中體的努力，悲劇之眼打開新的文學批評境界。然而，這種美學直觀原也要通向倫理價值，也因此讓他意識到對個人小乘式的解脫不能滿意，加之又無宗教終極信仰，第一期哲理探索遂無能為繼；轉向填詞之後，卻意外在詞話批評的斷簡裡，以文字的跳躍、近乎詩語的引譬聯想，打開新的中西混融藝術境界。然而文學境界終究不能成為實際生活的等值之物，只能是在象徵層面上肯定了苦難的意義與價值，於是他又只能「遁而作他體」，進而以先行者之姿進入全新的劇曲研究，而終於抉發出、成就了中國的悲劇，可謂「隻眼」。 這些考察突出了他文論中的視覺現代性，由是說明了他在激進時代裡的先行者身分。在王國維美學－倫理學的理論視野裡，他始終更偏向了後者，而本文揭開王國維從〈紅樓夢評論〉解脫，迄於《宋元戲曲史》裡對悲劇倫理之肯定，其中所開展與完成的當不止有文學批評上的意義，那還讓王國維成為古中國之「招魂人」，「三綱六紀」已然依附於其上，那即是陳寅恪所稱的「文化託命之人」。
